_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

《史林》2004年第5期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仇鹿鸣[摘　要]　陈寅恪常将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对举,对此学界注意不多。通过对陈寅恪相关论述的梳理和对相关史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山东集团中山东豪杰、山东士族两个层次在隋末唐初政治斗争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地位,陈寅恪对山东集团的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修正,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关键词]　陈寅恪;山东集团;山东豪杰;山东士族[中图分类号]　K2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5-0070-07[作者简介]　仇鹿鸣,硕士研究生,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政治集团理论是陈寅恪先生(以下敬称略)解读我国中古政治史一把重要的钥匙,陈寅恪通过研究隋唐时期不同的地域范围内所积聚的特殊的政治、军事势力,指出在隋唐政治史上活跃着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对于“关陇集团”,陈寅恪定义得相当明确: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它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①对于“关陇集团”这一概念界定及其延续时间,学界对此已多有讨论,②但对于陈寅恪在研究之中常用于与“关陇集团”进行对举的“山东集团”,学界尚措意不多。而陈先生在研究过程更注重对“关陇集团”的阐释发覆,对于“山东集团”的表述则显得较为复杂与散乱,对于存在于山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势力的称呼,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说法。笔者试图通过对陈寅恪著作中相关论述的梳理,对陈寅恪的“山东集团”理论略加辨析,以求教于方家。陈寅恪对“山东集团”的定义及其论述陈寅恪对于“山东集团”的论述集中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和《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两篇论文之中,在其他论文与《读书札记一集》中尚有一些相关的论述。通过笔者对陈寅恪著作中有关山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势力论述的粗略统计,陈寅恪对隋唐时期山东政治势力的表述共有如下17种:1、山东集团;2、山东士族;3、山东贵族;4、山东旧族;5、山东旧门;6、山东之大族;7、山东之高门;8、山东盛门;9、山东武人;10、山东豪杰;11、山东豪杰集团;12、山东武装农民集团;13、河北英俊;14山东豪雄;15、山东寒族;16、山东地域;17、山东系统。笔者以为陈寅恪对山东地区政治势力的表述大体可分为4类:第1类用于泛指整个山东地区的政治势力,如山东集团、山东地域、山东系统等。但陈寅恪对此较·70·①②学界关于“关陇集团”的讨论可参见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关陇集团”条目下的介绍评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7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为宽泛的概念使用得不多,仅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论及高宗废后一事时与“关陇集团”对举使用。第2类陈寅恪用于指代山东旧有的士族势力,如山东士族、山东贵族、山东旧族、山东旧门、山东之大族、山东之高门、山东盛门即是此类。陈寅恪在论述初唐时,常将其与李唐皇室或关陇集团对举。在论及高宗、武后之后的政局时,常将其与新兴进士阶级对举。对于山东士族势力,陈寅恪认为其是六朝山东士族的延续,特征是以儒素德业以自矜异,注重经术礼法,以门风优美为特征。①在论述初唐的政治斗争中,陈寅恪指出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性质的的李唐皇室深恶山东士族阶层。②在论及高宗、武后之后的唐代政局演变时,设定了这一假说: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有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③认为所谓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于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④第3类陈寅恪用于指代隋末唐初活跃于山东地区的武力集团,如山东武人、山东豪杰、山东豪杰集团、山东武装农民集团、河北英俊、山东豪雄之类。在陈寅恪的论述中河北即可指代山东,⑤故河北英俊即是指山东豪杰。陈寅恪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对此集团有详细的论述。陈先生认为所谓山东豪杰是为一“性强勇、工骑射,组织坚固,从事农桑”的武力集团,⑥通过分析其骁勇善战之特性,多有胡人姓氏、胡种形貌的特点,陈寅恪进一步怀疑其为北魏早期屯戍营户之后裔,⑦陈先生认为“山东豪杰”是为当时唯一一个能与关陇集团相抗衡的武力集团,李为其领导人物。⑧陈寅恪认为山东士族与山东豪杰乃是当时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⑨是为陈先生所论述的“山东集团”两个主要层次。但在论述过程中,陈寅恪对“山东集团”中山东豪杰和山东士族两个层次在隋唐政治史上的不同作用和地位,非常注意加以区分,指出:太宗深恶山东士族,故施行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张行成传所谓“山东人”乃指山东之士族阶级,非其他不属于高等门族之文人及一般庶民,至若山东武人,如隋末唐初间所谓“山东豪杰”者,则尤为太宗所特别笼络之集团,故不当于宴集朝臣时公然有所轩轾。10即李唐皇室对山东旧族一直持压抑政策,而对山东豪杰则大加笼络。第4类为山东寒族,陈寅恪对此论述不多,但颇有值得注意之处。根据陈寅恪的论述大体上可以归为山东寒族有武则天、魏征两人。1对于武则天,陈寅恪明确指出其以山东寒族加入李唐皇室系统。12对于魏征,陈寅恪认为:在太宗心目中,(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在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和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13故魏征的出身大体上也可归为山东寒族。对于山东地域范围的界定,陈寅恪提供了两种说法,一是以“山东”与“河北”互称: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转移至地方之豪族,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此点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14根据上下文意,陈寅恪的这一说法应当指山东士族分布的地区。关于山东豪杰的活动范围,陈先生指出:“冀、定、瀛、相、济、青、齐、徐、兖诸州皆隋末唐初间山东豪杰之出产地。15联系陈寅恪曾指出:知北魏祖宗本以冀、定、瀛、相、济、青、齐、徐、兖等州安置北边降人,16并以此考证山东豪杰乃是北魏早期屯戍营户之后裔,可知陈寅恪在此使用乃是北魏地名。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此地域大约相当于现今山东省的大部、河北省的南部,河南省的东部与北部,山西省的东部,安徽省、江苏省的北部。故据此可推知陈寅恪所使用“山东”的地理概念,大体上是以太行山脉来划分山东、山西的。·71·①⑥11213141516《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65、262页。《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71页。《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5页。《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0页。关于魏征、武则天两人的出生是否为寒族,史学界尚有争议,限于论,本文不涉及此争论。⑦⑧⑨10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9、256-265、254、255页。②③④⑤《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9、71、85、71页。由于陈寅恪有关“山东集团”的论述较为零散,相关论文写作的时间跨度较长,其对“山东集团”概念的使用不免有含混不清乃至相互牾之处。如:陈寅恪对高宗立武后一事极为重视,认为此事乃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武后上台之后的种种举措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①并且陈先生认为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是为政治上社会上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决胜负之一大关键,②但陈寅恪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论述时,对山东集团的概念使用较为紊乱,似乎其将山东豪杰、山东士族、山东寒族都归并为统一的政治集团,没有详加区分,陈先生认为:　　王皇后本唐皇室旧姻,且其外家柳氏亦是关中郡姓,故为关陇集团所支持,欲藉以更巩固其政治之势力也。燕王忠之为太子亦为关陇集团政治上之策略,高宗废黜王皇后并燕王忠之储位,而改立山东寒族之武氏及立其子为太子,此为关陇集团所万不能容忍者,长孙无忌等之力争实以关系重大之故,非止皇室之家事已也。……明乎此,则详悉分析赞成与反对武氏为后两方出身之籍贯,于当时政治社会及地域集团之竞争,其关键所在更可以然矣。③高宗将立武明空为皇后时,所与决策之四大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三人属于关陇集团,故为反对派,徐世责力一人则为山东地域之代表,故为赞成派。④(徐)世责力所以不附和关陇集团者,则以武氏与己身同属山东系统,自可不必反对也。⑤在这段论述中陈寅恪将武则天和李两人作为整个山东集团之代表。陈寅恪把种族与文化的关系看作是中古史事之关键,由此揭示出一系列以地域利益和文化传承为纽带的社会集团,⑥所以陈先生在对不同的政治群体进行研究时,非常注意勾勒出各政治群体所具有的不同文化特质。而按照陈寅恪的考证:山东豪杰是胡化的武力集团,山东士族是以高尚文化、门风优美为特征的六朝士族之流亚,武则天则出生于山东寒族,且不说“士庶天隔”乃是六朝旧族自矜门阀的基本手段,以儒素德业自矜异、以经术礼法为家学门风山东旧族断不会去支持出生寒微的武则天,仅就山东豪杰与山东士族这两个层次而论,这两种势力无论在文化、种族、社会地位上有着无法弥合的巨大差异,陈寅恪在这一段论述时仅仅以地域为界限,似乎忽略了各阶层之间所应具有的巨大差异。陈寅恪又进一步论述:　　但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⑦唐代统治阶级在武明空未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以前,除宇文泰所创建之胡汉关陇集团胡汉诸族外,则为北朝传统之山东士族,凡外廷士大夫大抵为此类之人也。⑧武明空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中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⑨由此可设一假定之说:即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10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与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与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1陈寅恪的这些论述似有所抵牾,陈先生既强调李唐皇室对于山东士族的恶感和排斥,然又指出在武则天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之前,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一起构成了唐初的统治阶级。既然武则天是依·72·①⑥⑦⑨101《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71、81页。《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9页。⑧《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6、69页。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页。②③④⑤《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79、273、274-275、277、278页。靠山东集团的支持而上台的,那么武则天执政之后,理应迎合山东士族之利益,断无重视进士词科,提拔新兴阶级与山东士族对抗之理。陈寅恪没有明确指出以文学辞赋晋身的新兴进士阶级的来源,却一直强调武则天久居洛阳,转移全国中心于山东;在行文之中又常以新兴进士阶级与山东士族对举,笔者从陈先生的行文逻辑进行揣测:陈寅恪可能认为山东寒族为新兴进士阶级之一重要来源。正史中的山东豪杰山东豪杰乃是陈寅恪在论述隋末唐初历史时给予特别关注的一政治、军事集团,陈先生强调山东豪杰与关陇六镇两系统为当时中国武力集团中最重要者,李与唐太宗分别为两个集团的代表人物。①但山东豪杰这一说法并不仅见于隋唐史籍之中,在其他朝代的正史中也有出现:　　(董)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②初,(韩)世忠移屯山阳,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③而唐人在使用山东豪杰一词时,也未将其作为一个专称来指代以李为首的武力集团:　　汉高帝兴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贤,诏爵以功,誓曰:“非刘氏王、无功侯者,天下共诛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不辨士与庶族,然则始尚官矣。然犹徙山东豪杰以实京师,齐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后进拔豪英,论而录之,盖七相、五公之所由兴也。④由此可知正史之中所使用的山东豪杰一词可泛指活跃于山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势力,历代活跃于山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势力在正史之中皆可目之为山东豪杰,而并非特指某个政治、军事集团。所以陈寅恪所谓山东豪杰是为一“性强勇、工骑射,组织坚固,从事农桑”的武力集团的说法要能成立,必先证明隋末唐初活跃于山东地区的农民武装集团与其他朝代的史籍中所谓的山东豪杰有所不同。所以陈寅恪考证其为北魏早期屯戍营户之后裔,认为其为一胡化的武力集团。但笔者以为仅此尚不足以证明山东豪杰是一“组织坚固”的政治、军事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至少必须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统一的立场,玄武门之变是唐太宗一生最艰苦的奋斗,李世民在与李建成储位之争已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铤而走险,侥幸一击,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取得最终的胜利,以下笔者仅对山东豪杰的代表人物在这场生死斗争中的立场略加考察: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责力,世责力辞;世民由是重二人。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构之于高祖,除康州刺史。(程)知节白太宗曰:“大王守臂今并剪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顾速自全。”六月四日,从太宗讨建成、元吉。事定,拜太自右卫率,迁右武卫大将军,赐实封七百户。(秦叔宝)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⑤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场关键性的斗争中,山东豪杰明显分化成了两种立场,作为山东豪杰的领袖李明显采取了一种首鼠两端、坐观成败的中立态度。这正反映了当时他与李世民并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联系到唐太宗一直对李放心不下,甚至在临死前还将其外放,以试探其忠心,⑥可见终其一生唐太宗对李始终怀有戒心,并未将李视为自己的心腹。·73·①②③④⑤⑥参见《旧唐书》卷67《李传》,《新唐书》卷93《李传》略同。《旧唐书》卷68《秦叔宝传》,《新唐书》卷89《秦琼传》略同。《新唐书》卷199《柳冲传》。《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三国志》卷6《董卓传》。《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4页。陈寅恪认为李曾向唐太宗举荐张公瑾与张亮,而此二人又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故陈先生认为唐太宗能在玄武门事变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得到了李为首的山东豪杰的支持。①但就李举荐张公瑾、张亮之事而论,两唐书记载互异,《旧唐书》记载举荐张公瑾的为李,举荐张亮的为房玄龄、李,《新唐书》记载举荐张公瑾的为李、尉迟敬德,举荐张亮的为房玄龄,可知举荐张公瑾、张亮并非只有李一人发挥了作用,张亮的确是李旧部,但张公瑾却与李并无渊源。②且玄武门之变乃是李世民集团与李建成集团的决战,若李确属李世民集团,绝无可能在这场斗争中置身事外。与李的消极表现恰恰相反,与李同出瓦岗军,同属山东豪杰系统的程知节、秦琼在玄武门之变中表现积极,不但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而且都亲身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并在事件平息之后得到了加官晋爵的奖赏,可见其早已与李世民的势力结合得十分紧密。如果说在这样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山东豪杰都不能采取统一的立场,那么我们就很难认为其还能被称为一个共同的政治集团,至少在山东豪杰投降李唐之后,这一集团似乎就已不再存在。地域歧视与山东士族陈寅恪用政治集团理论解读中古史时,非常注意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之间的矛盾斗争,认为源出关陇的李唐皇室一直采取压抑、排斥山东士族的政策。陈先生用政治集团理论来解读纷繁复杂的中古历史,为我们思考中古时期政局演变、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不可否认,陈寅恪政治集团理论的提出是受到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影响,而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一般不使用“政治集团”这一概念,在当代政治学理论中与陈先生所论述的“政治集团”涵义相近的是“利益集团”这一概念。所谓利益集团是指:一个具有共同态度的群体,试图通过影响与它们自身相关的公共政策来提高或促进集团内共同的利益。③通过参考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应该会有助于我们梳理陈寅恪的政治集团理论的脉络。通过以上定义,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作为一个共同的政治集团,至少应该在政治活动采取相似立场,通过支持一定的政策来为自身所在的政治群体谋取利益。我们若以此出发来考察隋唐时期关陇地区与山东地区的在政治上发生冲突的几个典型,应会使我们加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大业初,改为通事谒者。(韦云起)又上疏奏曰:“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而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不抑其端,必倾朝政,臣所以痛心扼腕,不能默已。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炀帝令大理推究,于是左丞郎蔚之、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配流漫头赤水,余免官者九人。④韦云起弹劾山东人结党营私一事上发生于隋炀帝大业初年,在炀帝即位之初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陈寅恪在读书札记中曾对此段史料作了批点:关中人之恶山东人,隋世已然。山东人自作门户,隋时已为关中人所恶嫉。⑤而韦云起出自雍州京兆韦氏,所以陈寅恪认为此段史料是隋代山东人与关中人冲突的典型案例。然观两唐书《韦云起传》,此人在当时是以敢于言事而闻名,在政坛上结怨较多,并最终因此得罪唐高祖的姻亲窦轨而死于非命。但其人政治操守平平,曾诬告裴寂谋反。⑥加之他在奏章中对山东人结党营私的具体例证语焉不详,带有很强的言官风闻言事的色彩,可信度让人颇感怀疑。若以此论证存在关陇、山东两个政治集团的政治斗争,那韦云起与裴寂、窦轨的矛盾就让人颇为费解。所以笔者以为韦云起的奏章大体上可以证明关中人对山东人所存在的恶感,但若要说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体现则显得有些牵强。笔者以为在韦云起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出自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而产生的地域歧视,这种现象在隋唐时期较为常见,但这样的地域冲突能否上·74·①②③④⑤⑥参见《旧唐书》卷57《裴寂传》,《新唐书》卷88《裴寂传》略同。陈寅恪:《读书札记一集》,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第477页。《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新唐书》卷103《韦云起传》略同。(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第6版),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参见《旧唐书》卷68,《张公瑾传》卷69《张亮传》,《新唐书》卷89《张公瑾传》,卷94《张亮传》。参见《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52-253页。升到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高度尚有疑问。所谓的文化区域是指:在一个文化区内,学术、宗教、艺术、民俗等各主要文化内容表现出共同的区位特征,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丛体。文化区域的形成与自然环境、行政区划、经济类型等因素有关。①傅乐成先生曾指出山东、山西作为大的地理区域概念形成于战国后期,作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则形成于东汉末年。②但作为生活在两个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区域内的民众,相互之间的地域歧视可谓源远流长,在战国时期位于山东的六国对于地处关中的秦国即以“虎狼”、“夷狄”目之,③秦汉两个统一帝国也并没有能消磨去这两个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上的巨大差别,在汉代便有“山西出将,山东出相”之俗谚,④历代史书中对这两个区域在风土人情、文化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也多有记载:　　关中自氵开、雍以东之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分阝,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志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⑤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一当妄战之人乎。⑥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⑦冀州……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青州……始太公以尊贤尚智为教,故士庶传习其风,莫不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志度舒缓。其为失也,夸奢朋党,言与行谬。⑧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东与关中之间由于地域差异而产生的不同,自秦汉以来,一直延续到隋唐,其中关中人质朴尚武,山东人多智尚文,这样的文化差异,一直为当时人所注意、所承认,隋唐时代虽为统一之帝国,然其上距北齐、北周之分裂,不过数十年,既有长期以来由于地域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加之在长期分裂局面之下,兵戎相见、浴血撕杀的心理阴影尚未完全消除,出现由地域歧视而引起的政治冲突,实属正常。以下再对唐初政坛中几件牵连到地域冲突的政治事件略加分析:　　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芬木,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干民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木贾,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干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10·75·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二年春正月条。《新唐书》卷199《柳冲传》。《隋书》卷30《地理志中》。《隋书》卷29《地理志上》。《后汉书》卷70《郑太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汉书》卷69《赵充国辛武贤传》。参见何晋:《秦称“虎狼”考:兼论秦文化遇到的对抗》,《文博》1999年第5期。傅乐成:《汉代的山东与山西》,《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66、76-77页。参见卢云:《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历史地理》,第9辑。此是围绕制定《贞观氏族志》所引起的冲突,这是唐初政坛的上的一件大事,陈寅恪据此认为:太宗深恶山东士族,故施行压抑七姓十家之政策。①这一事件在《旧唐书·高士廉传》、《新唐书·高俭传》、《贞观政要》中都有记载,文字上略有出入,但尚有唐太宗自辩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一说,②笔者以为唐太宗的这番表白值得注意,唐太宗所反对的乃是山东士族自矜门阀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轻视当朝冠冕,以文化与门风自高,与统治者所竭力表彰的当朝显贵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是对统治者所具有政治、文化权威的一种挑战,故为唐太宗所不能容忍。同时笔者以为:这场冲突的产生与山东人尚婚娅、关中人尚冠冕的不同文化特征是有密切关联,正是在文化传统中对当朝冠冕的重视程度不同是导致这场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若要将这种因为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政治冲突提升到政治集团互相斗争的高度,必须勾勒出一个政治集团所具有的共同的政治态度和共同遵循的政治方针,正如“关中本位政策”之于“关陇集团”。但核之于史籍,笔者并未发现山东士族有凝结成一个政治集团的迹象,若有,精明如唐太宗者,不可能仅在文化上对山东士族进行抑制。同样,尽管唐太宗出身于关陇,但其在选拔人才时,也没有因为地域出身原因而加以排斥的事例。作为统一帝国的君主,仅仅因为地域的因素而排斥人才,对于保持帝国政治的稳定是很危险的,英明如唐太宗者是不会不加以注意的,而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式又会使以地域为特征的政治集团,难以在一个统一的帝国内得到发展、存在。在唐代,这种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歧视,在其他的文化区域之间也有存在:　　(袁)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之子。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天下甲门。”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瞩,始可称举,老夫是也!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禄利;作时柱石,见危授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③袁谊对山东人的看法与唐太宗颇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唐太宗不满于山东士族“轻我官爵”,袁谊则指责山东士族“旷代无人”,这正体现了关中尚冠冕与江左尚人物的不同文化风气在唐太宗与袁谊两人身上所留下的不同烙印。可见文化冲突、地域歧视现象在隋唐时期较为普遍,并不局限于关中与山东之间,所以笔者认为仅以政治集团理论并不能对此现象作出最完满的解释。以下这一事件也是唐初关中与山东之间地域歧视的一个事例: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张)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狭。”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自是每有大政,常预议焉。累迁给事中。④唐太宗到底具体在哪方面对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上下文意,笔者以为很可能是唐太宗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对山东文化乃至山东人做了带有歧视性的评论,这种对自身所处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优越感,很可能在宴会这样较为轻松的场合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但经过张行成提醒之后,唐太宗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言语上的疏失,故“善其言”。君主对不同地域的人“意有同异”这样的现象,在中唐以后似已不再见诸记载,陈寅恪在论及唐中期的历史时也不再将山东士族与关陇集团对举,这正表明了原有的各个地域的不同文化,经过在统一的大帝国内互相融合,通过各文化区域之间互相交流的逐步增加,不同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地域歧视渐趋消失。而正是在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中,唐代光彩夺目、气象万千的文化盛世拉开了大幕。(责任编辑:秦　蓁)·76·①②③④《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新唐书》卷104《张行成传》略同。《旧唐书》卷190《袁朗传》,《新唐书》卷201《袁朗传》略同。参见《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新唐书》卷95《高俭传》,《贞观政要》礼乐第29。《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69页。AnAnalysisonShandongGroupintheWorksbyChenYinQueQIULu-mingBysortingoutrelatedexpositionsbyChenYinQueandanalyzingrelatedhistoricalmaterials,theauthorpointsoutthatastwobranchesinShandongGroup,ShandongHeroandShandongliteratiplayedasdifferentrolesinthepoliticalstruggleinlateSuiandearlyTangdynasties.ChenYinQue'sviewpointsonShandongGroupcouldbesupplementedandmodified.ResearchandExplanationontheEpitaphofAShiNaGanDeinTangDynastyZHAOZhen-huaTheepitaphrecordedthehistoryofCommunicationbetweenJiliKhanofTurksanddynastiesincentralplains.AsJili'sgreat-grandson,AShiNaGanDewasbroughtupincentralplainsandbecameamanofbothcivilandmilitaryability.Exceptethniccharacteristic,hewastherepresentativeofTurksnobleswhichwasinfluencedbyHanNationality.Thisepitaphcouldsupplementtherecordofofficialhistory.ReviewingChinese-AngloCollege'sVariousProblemZHANGHua-tengChinese-AngloCollegeisamissionschool,whosemostlyoutlayisstudent'stuition,anditissimilarlytoprivateschool.IthasmanyoutstandingresultwhenLinYao-zhiandShenYu-guihavebeenpresiding,whichcultivatesagreatdealofimperativetalentforWesternizationMovement.Itsteachingmanagementexperienceisvaluablefortuneinthehistoryofmoderneducation.OntheChangeofTourismandEntertainmentSpaceDuringthePeriodofLateQingandRepublicanChinaCHENYun-qianThedevelopmentofparksinmodernChinadisclosedthenaturethatChinesesocietytransformedfromtraditionalsocietyintomodernsocietyundertheinfluenceofcolonialismduringtheperiodofLateQingandRepublicanChina.TheRelationshipofPartyandArmybetweenHuangpuMilitaryAcademyandKMT(1924-1927)LINaTherelationshipbetweenpartyandarmyofKMTexperiencedthreestages.ThedifferentdevelopmentrouteofrelationshipbetweenarmyandpartyinKMTandCCPshowedthatthecontrolonarmyrealizedbyinfusingwithpoliticalcreedwasthekeyfactorforpartytorunthearmyeffectively.StudyonRelationshipbetweenBankandInsuranceCompanyfrom1920sto1940sXUHuaThebankhadbeguntoinvestinsurancecompanyfromthe1920sto1940sinthe20thcentury.Thearticledescribedtheinvestingapproachesandthecooperationmannersbetweenbankandinsurancecompany.ItalsoanalyzedthedisadvantagesandadvantagesbetweentherelationofbankandInsuranceCompany。Anti-JapaneseActivitiesofFinancialCirclesinShanghaibeforetheOutbreakofPacificWarZHANGTian-zhengAftertheincidentonMay7,1937,thefinancialcirclesinShanghaisupportedtheanti-Japanesepolicyofnationalgovernment.Theysubscribedgovernmentbondtocollectmoneyandstabilizedfinancialmarkettosupportanti-Japanesewar.LedbyCCP,somemiddleandlowerstaffersalsosupportedthewarindifferentways.史林　2004年　第5期　·总第80期·主管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单位:《史林》编辑部(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　　　　邮政编码:200235　　　　电　　话:64862266×2401互联网址:www.historyshanghai.com　　　电子信箱:shilin33@historyshanghai.com发行范围:国内外发行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印刷单位:上海古籍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4年10月20日·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