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社会学研究：问题与定位 政治课论文

翻译社会学研究：历史、问题与展望张璐220160919790（外国语学院2016级学硕班翻译理论与实践）摘要：翻译社会学作为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学科，起于语言学派的“病理根源”，长于文艺学派的千里沃野，是翻译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体。作为当代的交叉学科，不免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矛盾关系问题，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定位问题。本文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追溯翻译社会学的起源，从本体研究的角度剖析翻译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客不分、本末倒置的弊端，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翻译社会学研究进行展望。本文认为：翻译学的发展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照影，而翻译社会学的缘起正是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投射；目前的翻译社会学颠倒了翻译的本质属性研究和边缘属性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社会学须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发扬长处、弥补不足、建构完善的学科框架；中国的翻译社会学研究，须相应“一带一路”战略号召，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和翻译实践。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历史；问题；展望翻译社会学是近几年翻译学比较热门的一个领域。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在社会文化交流中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对翻译和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翻译学的发展，可是如果把翻译纳入到社会学研究范畴，用翻译的边缘属性取代翻译本质属性，从而把社会学作为翻译研究的总趋势和大方向，翻译学学科的发展就会走向歧路。因此，翻译社会学作为翻译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又兼之其离心化的研究路径，作者认为有必要在翻译社会学发展之初，追溯其历史，探究其问题，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其研究方向进行定位。一、困顿中崛起：翻译学发展史和翻译社会学的由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其实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照影，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投射。然而，许多翻译理论或由于目光片面，将翻译研局引入死胡同由于过于极端；或由于过于极端,将翻译研究领向了歧途。翻译研究之处，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语文学派限于译家的美学经验和指令性翻译规则，“排除对客体构成规律的认识，把翻译看成是展现译者天资禀赋的艺术再创造活动”[1]，却过于泛泛而谈，翻译研究一直未受到重视。之后，启蒙运动带来科学、理性。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的语言学派用语言学原理解释翻译现象，强调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超文本层面进行文本分析，原文和译文间须在语法和语义“对等”，试图将翻译学建构成一门科学。然而，“静态的语言模式”和“显微镜式”[2]研究范式过于强调结构对等，忽视了翻译中的人文因素、社会因素；况且，语言学派强调的“对等”对翻译来说不过是“镜花水月”，两种语言之间不可能实现毫无阻碍地顺畅转换。随后，60年代中期，解构主义大行其道。翻译学者们逐渐破除结构主义的怪圈，更多地将目光转向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强调言语交际的本质在于信息传递，迎合了多元社会的发展趋势，部分解构了现代主义翻译观，翻译的文艺学派自此而生。然而，文艺学派兼收并蓄，翻译与文化、性别、政治、意识形态等都囊括其中。且后现代主义风靡人文社科学术圈，部分理论走向极端。例如，女权主义者过于重视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和摆布的主导地位[3]。翻译学发展陷入困境。翻译社会学正是对文艺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端倾向、暴力倾向随着战后社会发展被抚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日益密切，主流文化由“对立”转向“和谐”。翻译社会学自此而生。翻译社会学继承了文艺学派注重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赞助人和读者等的传统，研究重心在于社会各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和操控,以及对翻译事业进程进行回顾和展望。可以说，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翻译社会学无疑是翻译研究的最佳归宿。翻译社会学作为利用社会学原理进行翻译研究的学科，容易出现学科内翻译学与社会学本末不分的趋势。鉴于此，我们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利用整体系统、辩证矛盾、过程发展、主体研究等哲学，深入剖析翻译社会学存在的问题，联系社会实际，对这一理论的未来发展给予客观的评价。二、主体研究与辩证矛盾：剖析问题为厘清翻译社会学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主体研究开始，分析其研究重点：微观宏观平衡路径，即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翻译的社会文化研究；宏观路径，即翻译的社会机制研究、翻译的产业化研究。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是研究翻译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翻译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所受到的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翻译的社会文化研究是翻译在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制约的研究。这两个路径突出社会影响因素对翻译过程的操控及其后果，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翻译中操控是在所难免的，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操控。严复所倡导的翻译理论是“信达雅”，而在实际译文中伪译却比比皆是。[4]这给译者的操控找到了更冠冕堂皇的借口，而译者的操控无疑也使得译文的质量下降。翻译的社会机制研究是对影响和操控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各种社会机制进行研究，了解其运行方式、运行规律以及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翻译的产业化研究就是把翻译当作一种产业，从经济角度研究翻译事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5]当然，翻译的机制研究和产业化研究有利于翻译更好地面向和服务社会，但我们可以说任何学科都具有社会性并能进行产业化，更何况是翻译这样一门复杂的学科，因此这两个路径不具有翻译社会学的学科特色。而把翻译的社会性研究上升到翻译的本质研究，就过于笼统而混淆了边界。综上所述，翻译作为社会交往的产物，必定会存在社会性。然而，翻译除了社会性，更应有自己独立的属性。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为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不等于研究了社会学，就研究了一切学科，所有一切学科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从以上主体研究，作者可得出，翻译社会学研究存在以下三大问题：（1）、翻译社会学研究是以翻译的外部因素为切入口，忽视或排除语言的转换规律，不屑于语言上字词句层面的转换。翻译中的改写和操控也就司空见惯，不以为然，甚至得到提倡，这就大大降低了译文的质量；（2）、翻译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混淆。翻译社会学研究企图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解释翻译中的一切现象，翻译学有淹没在社会学中的倾向；（3）、翻译社会学研究认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翻译的本质属性和边缘属性变得模糊不清，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有取代翻译本质属性研究的倾向。从辩证矛盾的角度来看，在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系统阐述中，社会学视角进一步扩大了翻译的外围研究，研究的内容似乎也更加五花八门。但是，在翻译社会学研究框架下，翻译本质研究是内在的，是第一位的，而翻译的社会边缘属性研究是外在的，是次要的。如果舍主而求次，翻译社会学的构建将难以实现。[6]由此可见，目前来看，翻译社会学研究看似五花八门，但并没有触及翻译的内核和实质。翻译社会学关注翻译外在因素的离心式研究，但也不能拒绝翻译的本质属性研究。在文化转向后对翻译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达到了火热地步的今天，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和考虑翻译过程中的内在规律，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翻译社会学的稳步前进。三、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社会学研究展望由上文分析可知，当前的翻译社会学研究虽然可以崩解了“翻译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张力”，但也促进翻译学史的构建。[7]将辩证矛盾与全球化背景结合到一起，作者认为，未来的翻译社会学需：（1）、利用社会学宏观微观平衡模式的方法论，尤其是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开辟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微观路径，回归文本，以文本建构研究范式，发展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和社会文化研究这两条路径。（2）、跟随全球化浪潮，继续宏观研究路径，从社会的角度构建翻译的社会机制研究和产业研究，剖析双语间文化交流的机制，促进翻译产业的发展。（3）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国的翻译社会学研究在本就薄弱的基础上，须强化自身的学科构建意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施和人民的需要。参考文献：[1]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AConstructivistPerspectiveofTranslationStudy[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58[2]马会娟.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概况——兼谈MariaTymoczko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1(2):61-65.[3]胡牧.翻译研究:一个社会学视角[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9):48-51.[4]陈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为指导[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44.[5]仲伟合,冯曼.翻译社会学视角下文化外译研究体系的建构[J].外语研究,2014(3):57-62.[6]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74.[7]WolfM,FukariA.ConstructingaSociologyofTranslation[M].USA: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2007: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