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之影响_李化成

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论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之影响李化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关键词]英国;黑死病;人口;死亡率[摘要]黑死病的肆虐对英国人口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348~1349年,黑死病迅速席卷英格兰,夺去了30%~40%的人口;更严重的是,此后的人口发展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而这主要是瘟疫频繁爆发的结果。[中图分类号]K56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9-0085-07EffectoftheBlackDeathonBritishPopulationDevelopmentLIHua-cheng(CollegeofHistoryandCivilization,Sh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062,Shanxi,China)Keywords:England;theBlackDeath;population;mortalityrateAbstract:TheoutbreakoftheBlackDeathgaveabigblowonBritishpopulationdevelopment.About30%-45%ofBritishpopulationwerekilledin1348-49.Andbecauseofthefrequentlyrecrudesceofepidemic,therewasaprotracteddeclineofpopulationdevelopment.1347~1350年,一场巨大的瘟疫席卷了欧洲,社会因之而剧变。这场瘟疫就是黑死病(theBlackDeath)。在西方学术界,对黑死病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与深入。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仅出版相关英文专著就达百余部,文章更是难以数计,内容涉及到生态环境、医学健康、政治法律、宗教思想、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相形之下,我国学者对此所做的工作却极为不够。作为一场灾难,黑死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的锐减,而这也正是黑死病对社会其他方面影响的前提。本文拟对黑死病对英国人口发展的影响略做探讨,以就教于方家。①一西方学者对黑死病影响的认识,是以马尔萨斯以来的人口发展理论为基础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范围而增长的这一恒常的趋势。[1](p15)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这样下去,生活资料和人口之间的差距将日益扩大,除非受到有力的抑制。在这些抑制中,积极抑制(positivechecks)最为重要,而瘟疫(epidemics)正是这种抑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p23)马尔萨斯并没有对中世纪社会的具体情况做出分析,用这种人口模式来解释中世纪人口发展的,是以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为代的新人口论。波斯坦等人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人口增殖是一种自然趋势,对粮食的需求自然也是与日俱增。但是,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生产技术的根本性变革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是不可能的,因此扩大土地开垦成为必然的选择。11~13世纪,新垦地不断开发,耕地面积迅速增大,强大的需求使得粮价与日俱增,工资却因劳动力的充足而不断下跌,封建主经营农业有利可图,因此这一时期农业兴盛。但土地的开垦是有限度的,而人口增长的势头却更加猛烈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2](p48~57)。结果,地价越来越高,土地经营单位越分越小,强化耕作越演越烈,土地肥力越用越低,产量越来越小,人口过剩就不可避免了。人口膨胀达到了人口相对过剩的程度,此后无论年成好坏,土地都不能供养如此多的人口。这种矛盾必然会带来它自己的治疗方法,就是以不85①本文中的英国主要指英格兰地区,不包括苏格兰、爱尔兰与威尔士。断发生的饥荒、不断提高的死亡率、或许还有不断下降的结婚率和出生率,来对人们进行惩罚。[3](p42)从14世纪开始,人口不断减少,黑死病的爆发则大大加重了这种惩罚的力度。与人口的下降相应,工资上升,农产品的价格因需求日少而不断下跌,农业经营无利可图,因而进入了萧条时期。劳役地租逐渐以货币折算,以至领主最终放弃了农奴制。直到15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的恢复才因种种原因得以开始。[3](p43)新的经济增长也重新建立。这就是前工业社会中人口与经济的自发性调节机制。在这种理论中,瘟疫的爆发就有了一种必然性。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3](p43)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和有害的副产品之一。[4](p37)哈切甚至认为,作为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死亡率取决于随机爆发的瘟疫。[5](p55~62)但是,波斯坦自己也认识到,黑死病甚至再加上14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2](p48~57);并且,黑死病本身的死亡率能否使人口在至少一个世纪中不能得到恢复也值得怀疑。他勉强做出解释说: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好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3](p569)针对新人口论的偏颇,学术界提出了很多批评,比如希尔顿、布伦纳、布瓦等学者认为,人口的发展并不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定因素,产生关键影响的是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但是,这些批评基本上只是对其人口学模式进行了批评,而没有对黑死病本身的影响予以重视,这既制约了他们批评的力度,也造成了一种悖论:学者们一方面不接受马尔萨斯主义和新人口论的人口发展循环论;另一方面又对因这种循环论而得出的黑死病必然性加以接受,并作为评价黑死病地位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黑死病作用的评价,未见有大的突破。我们认为,经济社会环境固然可以作为黑死病发生作用的背景,但是,作为一场具有特有流行规律的瘟疫,黑死病自身对于人口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如果将后者不加区分地归于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只会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因此,本文下面的论述将主要就黑死病自身对英国人口的影响问题而进行。二由于所限,黑死病传入英国的准确时间、地点与途径等尚不确定。据当时的一份编年史记载:1348年圣施洗约翰节前夕,两只船从多尔塞特郡的麦尔卡波城驶过,其中一只是从布里斯托尔来的。有一个船员从加斯科涅(Gasco-ny)带来了可怕的瘟疫种子,麦尔卡波城的居民因而成了英格兰第一批染病的人。[6](p274)另有记载称,布里斯托尔或南安普敦等其他城市最先染病。[7](p119~120)我们认为并不排除几个港口城市同时染病的可能,因为当时欧洲大陆与不列颠岛的商贸较为发达,而瘟疫通过商船抵达英格兰不一定固定于某一商港。总的来说,1348年8月初或中旬,鼠疫开始在英国蔓延。当时雷彻斯特的一个僧侣亨利奈顿(HenryKnighton)记载:致命的瘟疫沿着海岸线从南安普敦传到布里斯托尔,突然的死亡使整个城市的活力化为乌有,几乎没有人可以活过二三天,甚至半天。然后,这个幽灵迅速四处流传。[8](p58~59)1348年10月,瘟疫在多尔塞特郡广泛流传开来,并且在12月和次年1月达到高峰,直到1349年2月势头才渐弱。与此同时,瘟疫在西部诸郡泛滥起来,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多尔塞特郡莎福特伯里的堂区主持人代理因此更替频繁,在1348年11月29日、12月10日,1349年1月1日、5月12日,4次任命新的代理人,可见死亡率的惊人。在萨默塞特郡,对有俸圣职的任命在1348年11月尚算正常,数量为9次,但12月就陡升到了32次,1349年1月达到47次,2月43次,3月36次,4月40次,5月21次,6月恢复正常,7次。多尔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同在巴斯和韦尔斯主教区,学者们估计,这个主教区的人口损失在35%~52%之间。在格罗斯特郡的布里斯托尔,在18个圣俸获得者中,有10个是新被授予者。德文郡和康沃尔郡海岸线漫长,染病几率与面积都大,因此所受的损失至少不次于上述地区。[7](p124~135)随着天气的变暖,瘟疫开始以汹涌之势席卷全国,南部诸郡首当其冲。3、4、5月是牛津郡最惨痛的日子,牛津城大约有43%的人死去,全郡86的死亡率达到了25%~37%。白金汉郡的苦难岁月则从5月持续到了9月,该郡怀卡姆伯堂区(Wycombe)的僧侣死亡率达到了惊人的60%,居民中也有一半人死亡。汉普郡的温彻斯特大约9000人中死了4000人,以至于墓地人满为患。东南部的苏塞克斯、肯特和哈德福德等郡同样遭受重创。在苏塞克斯的米彻勒汉姆修道院(Michelham),13名教士中仅有5名幸存;肯特的罗彻斯特主教,一个很小教区的负责人,损失了4名司祭,5名骑士,10名随从,7名年轻牧师和6头猪,没有留下一个主教的效劳者。[7](p39~161)哈德福德郡离海岸和商路较远,并且它潮湿的环境和稀疏的人口也不利于鼠类生存和游动,因此遭受的损失较小,但人口损失也在25%左右。[7](p164)瘟疫在3月到达东英吉利地区,并在5、6、7月达到高峰,然后在秋季减弱。萨福克的苏德伯里是一个市场发达的城市。1340年时,每周的市场上都有170个具备许可资格的摊位,但1361年仅剩下了62个,减少了将近1/3。诺福克的诺里奇城则损失了超过一半的居民。总的来说,东英吉利的人口死亡率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7](p171)米德兰地区也不能幸免于难。亨廷顿市1/4的城区空空如也,3个教堂被废弃。北安普顿执事长辖区持俸教士的死亡率将近37%。在德比郡的118个堂区中损失了77个持俸教士。而诺丁汉执事长辖区的持俸教士死亡率是36.5%。林肯郡的损失更严重,其境内2个执事长辖区斯托和林肯的持俸教士死亡率分别为57%和45%。[7](p178)1348年7月28日,约克大主教朱什(Zouche)向他的教民们发出了灾难将至的警告,但收效极微。1349年5月份瘟疫降临英国北部,并在21日抵达约克城。幅员辽阔的约克郡损失的规模同样浩大,有42%~45%的堂区教士死去。人口稀少的兰开夏郡同样不能幸免。在阿芒德尼斯(Amounderness)的10个堂区中,13189人在1349年9月8日到次年1月11日间死亡,兰开斯特城则损失了3000多人。北部其他郡的人口资料极为缺乏,但这些郡的人们大多沿海而居,鼠疫一般在这种条件下传播迅猛,并且他们还同时不断经受着苏格兰人的攻击,人口损失当不在少数。[7](p181~186)三黑死病导致了英国人口的显著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下降的具体幅度是多少,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造成争论的主要原因是资料的缺乏。中世纪英国没有正式的人口普查资料,有关资料都残缺不全并且舛误之处甚多。1377年英国交纳人口税税册(thePollTax)是让英国人口统计学家感到幸运的资料,他们一般以此为出发点来推测当时人口的基本情况。但是,人口税税册本身也很不完整,它没有僧侣、儿童、赤贫者以及其他免税者的记录;并且,黑死病前哪一年是人口发展的高峰也没有定论。因此,人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直接资料。但是,直接记载黑死病导致人口死亡的资料,更是混乱而不完全。在这些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教会的有关文档。1351年,受教皇克里门六世委任而做的一个统计显示,在疫前的大约7500万人口中,损失人数当在2384万左右。东英吉利的人口死亡率最高,约为50%。[8](p77)根据各主教区任命新教职的记录,我们可以对人口的损失进行进一步的估算,因为这些资料不仅较为丰富,而且大多注明了教职更替的原因,不至于使我们把其他原因也归为黑死病的作用。图1就反映了11个主教区新教职任命的情况。[9](p89)可见黑死病的延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巨。图1主教区疫后新教职任命情况图(A)索尔兹伯里(B)巴斯和韦尔斯(C)温彻斯特(D)埃克塞特(E)格洛彻斯特和沃彻斯特(F)赫特福德(G)利奇菲尔德(H)诺里奇(L)林肯(J)伊利87施鲁斯伯里估算了各郡持俸教士的最大死亡率,兹录于表1。[9](p91)由此可以看出,教士的死亡率当在40%左右。不过,施鲁斯伯里一向认为黑死病对人口影响的作用有限,因此他的统计数字可能较低。从H.汤普森和伦恩(Lunn)对约克等10个主教区情况的考察看,教士的平均死亡率接近45%。[7](p228)不同地区和不同身份之间的教士死亡率都有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教士的死亡率要高于总人口的死亡率。因为他们年龄一般较大,并且由于身份的原因需要经常接触死者和濒临死亡者,所以染病的机会更多。因此,英国总人口死亡率的上限不会超过45%。表1疫后各郡持俸教士最大死亡率统计表郡名最大死亡率(%)郡名最大死亡率(%)贝得福德37亨廷顿34白金汉37雷彻斯特36剑桥52林肯51切斯特33南安普敦37康沃尔56诺丁汉36德比58牛津34德文51斯洛普43格洛彻斯特47萨默塞特47汉普49斯坦福34赫里福德48萨里56赫特福德35沃威克36沃彻斯特48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份主佃户死后的调查记录(InquisitionsPostMortem)来统计主佃户的死亡率:1348年,在505个拥有遗产的主佃户中,138人死于瘟疫,死亡率大约是27%。[5](p22)作为一个特权群体,主佃户们有足够的条件来避免感染,或在瘟疫到来之前逃走。因此他们的死亡率当是总人口死亡率的下限。但是,仅仅依据一个505人的材料来估算数百万人口中死亡率的下限,显然较为牵强。我们还是应该尽量估算占人口大多数的乡村劳动者的损失情况。庄园档案材料是我们估算所依据的主要资料。但是,这种资料本来就不甚完整,在黑死病到来后变得更加混乱和缺乏,有所记载也多有舛误。我们只能从中做出一个更为宽泛的估算。学者们通常是从疫年被抛荒的地产数量和惯例佃户交纳进入费的情况来推算人口的变化情况,并同时与有权征收进入费的地产数量进行比照,从而得出一个大致的死亡率。在乌斯汉姆主教区、维尔特郡、牛津等7个地区的庄园上,大约有2/3的惯例佃户死亡;在3个剑桥郡庄园、2个埃塞克斯庄园和2个东康沃尔庄园上,这一比例则界于50%到60%之间;伯克郡的布赖特维尔庄园(Brightwell)则达到了1/3。[5](p22)我们还根据黑死病前后支付习惯税的人数变化进行估算。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大致得出22个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庄园中55%的死亡率,而3个埃塞克斯庄园的死亡率则是43%。[5](p23)这些数字使我们可以得出50%左右的死亡率。不过,这一数字肯定过大,因为在许多庄园中,由于一些继承人的同样死亡,在同一块地产上可以得到多份土地继承税。而通过习惯税的交纳进行统计更是容易抬高数字,因为死者不会一直支付,而生者总是逃脱责任。鉴此,我们估计乡村劳动者的死亡率在40%左右,而整个英国的死亡率当在30%~45%之间。四黑死病来势凶猛,在短短的时间内夺去了大量的人口,但是学者更多关注的却是黑死病之后人口发展的长期停滞。波斯坦认为,人口下降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最后25年,直到该世纪的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人口才开始恢复。[3](p41~43)萨特玛什(Saltmarsh)也认为,15世纪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持续衰落,人口不仅已经减少了,而且仍在不断减少之中[5](p12)。这种看法后来被学术界较为普遍地接受,但质疑者也不少。一些学者明确不同意人口长期下降的说法。苏联著名历史学家科斯明斯基就认为,人口的下降是暂时的,从1320年到15世纪60年代或者70年代人口的长期衰落是不可能的[10](p87)。杜比认为,乡村人口的真正下降发生在1350~1380年,而随后的60年只是因为大灾难的打击而处于停滞时期。[11](p308~310)比恩认为,并无充足的资料人口在14世纪末期和15世纪的长期衰落,人口在14世纪末就开始了一定的增长。[12](p437)拉塞尔等人并不反对人口的大规模下降与缓慢恢复,而是对于下降的具体规模和下降的延续时间(特别是1377年之后的人口发展情况)提出不同的看法。拉塞尔估计,英格兰人口在1348、1377、1400年估计分别为375万、220万、210万人,而从1430年左右开始缓慢恢复。[13](p260~281)后来,拉塞尔对自己估计过低的数字作了修改,认为不列颠群岛500、600、1000、1340、1450各年的人口数字分别为50万、50万、200万、500万、300万,但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14](p28)88应该看到,这些质疑本身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他们主要依靠编年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却很少对这些史料的价值进行鉴别。正如哈切尔所说,这些史料并不是都有价值,而是充满了许多主观的描写;并且在15世纪,编年史学家们更喜欢描述地方性事件,而不是全国性的。据此所做出的全国性结论必然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只有全国性的瘟疫才能对人口产生大的影响,而在这些大瘟疫的间歇期,人口就可以恢复。比恩甚至依据伦敦的布料出口受瘟疫影响较小来证明15世纪的瘟疫的无力。这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有力批驳。[5](p17~18)拉塞尔的看法被相当多的学者接受,但其实漏洞颇多。如前所述,拉塞尔的人口统计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在统计黑死病之后人口发展上表现得更明显。他对疫后人口的统计的材料依据极为有限,甚至使用了20世纪印度的资料作参照。当其他学者运用他整理的数据进行另一种方式的估算时,结论往往与之大相径庭。下面我们主要运用辈间替代率对黑死病后的人口发展做一观察。我们首先关注的还是教会材料。对教会任命新教职的数字逐年做出统计,通过对俗界向僧界的人口流动做出动态研究,是研究教职界人口动态变化的有效方法。考文垂与利奇菲尔德主教区保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有关档案记录,因此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图2即是根据有关统计数字画出的直观图表。[15](p63)图2新任教职人数变化图(1300~1549)图表大致反映出了1349~1449年期间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对该图表需要慎重分析。一方面,由于1349年大量教职人员死于瘟疫之后,各地教会紧急补充新教职来应付人员短缺危机,因此,新任教职者的人数倒没有大规模的下降。真正的峰谷迟至1400~1449年才显示出来,反映出了人口持续下降的情况,但亦不能忽视教职圣俸吸引力下降等原因。[15](p63~64)另一方面,图表以50年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统计,反映人口趋势的线条未免过粗,直上直下型转变更非历史的实际。所以,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认识。辈间替代率(GenerationReplacement)是被广泛接受的一种统计方法。它的统计公式是:替代率=幸存孩童数单亲死亡数其中孩童和单亲一般取男性。必须指出的是,替代率不能代替出生率(birth-date),但是在人口资料缺乏而使得出生率等数据不易得出的情况下,替代率是最接近出生率的统计手段,并且还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婴幼儿死亡率的情况。根据拉塞尔从主佃户死后的调查记录中得出的数据,霍林斯沃思(T.J.Hollingsworth)进行了男性辈间替代率的统计,如下表所示:[5](p27)表2男性辈间替代率统计表时期单亲死亡数幸存男孩数替代率Upto12653415681.641266~12905687181.261291~1315104313351.281316~1340109315351.401341~1365134813320.991366~13907616190.811391~14156965580.801416~14407696280.821441~14656316951.101446~149088710761.211491~150567313592.02虽然这个统计仍然带有一定的推测性,但已经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两个多世纪内人口发展的大致情况。[8](p27)可以看出,在1341~1440年的100年内,替代率一直低于1,也就是说,人口一直呈下降的趋势。1341~1365年的替代率虽然较高,但这是1341~1348年并无显著的人口下降所致。可以说,这与上述对教会人口统计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不过还应该看到,1441~1446年的替代率都相当低,甚至低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人口缓慢增长甚至停止增长时期的水平,可见这一时期人口虽然在恢复之中,但增长速度与幅度都还不大,甚至会有停滞的情况出现,直到大约1491年之后人口才正常地发展起来。五对于人口的长期停滞,波斯坦认为主要应该归因于黑死病之前发展问题。黑死病本身的死亡率能否使人口在至少一个世纪中不能得到恢89复也值得怀疑。[16](p569)我们承认,单纯的1348~1350年黑死病的确不能引起人口的长期萧条,人口的恢复甚至在黑死病一结束就开始了,到1360年这种恢复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运用数学方法,对育龄男女的死亡率及其对下一代的延迟影响进行估算,也可以发现,这种影响至多能持续到1400年,而人口的明显恢复却是50年或80年以后的事情。[16](p569)但是,黑死病并不是稍纵即逝的,恰恰相反,它播下了瘟疫的种子,而正是瘟疫的频繁爆发,才造成了人口的长期停滞;并且,就目前的材料来看,瘟疫死亡率的降低,也正是15世纪中期以后人口得以恢复的最主要原因。[17](p14)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当其流行趋于低潮时,鼠疫病原体往往在小块地段保存下来,而在条件适宜时又从这个小块地段将鼠疫传播出去,这样的小地块叫做微小疫源地,或基础疫源地。[18](p140)黑死病在夺去大量生命的同时,还营造了无数微小疫源地,使得瘟疫在以后的日子里频繁爆发。1361~1362年,第一次瘟疫的阴魂尚未散尽,第二次瘟疫又呼啸而来。这场瘟疫(被称为pestissecunda或pestispuero-rum)显著的特点,是在对社会各阶层都有严重影响的同时,对儿童和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打击尤重。而这时的儿童,恰恰是幸运地在黑死病之后出生的一代。从表2也可以看出,生于1349年的儿童的预期寿命是200多年最低的,仅有17.3岁。上层阶级成了另一类让人同情的人,死后调查记录(InquisitionsPostMortem)证明,大约有25%的主佃户命丧瘟疫,几乎和第一次大瘟疫中的死亡率一样高。[19](p168~171)整个英国的死亡率也达到了20%。7年之后,也就是1369年,第三次瘟疫(被称为pestistertia)又一次爆发,13%的地主和僧侣被夺去了生命。[8](p131)此后爆发的瘟疫死亡率都较低,但是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它的战斗力,因为它已经改变了作战方式,变大规模屠杀为不间断的骚扰,平均每五六年,至多十几年就会爆发一次。虽然这些后来发作的瘟疫强度较弱,并且更具地方性,但是它们的总杀伤力却非常惊人。[16](p570)由于英国资料较多,因此我们得以对直到16世纪的瘟疫做一概述。1375年,另一次全国性的瘟疫爆发,此后,地方性的瘟疫爆发于1379年的北英格兰,1381~1382年的东英吉利和埃塞克斯,1383、1387年的肯特。1390年和1399~1400年又有两次死亡率超过10%的全国性瘟疫爆发。新的世纪刚刚开始,全国性的瘟疫就在1405~1406年爆发。地方性的瘟疫爆发于1410~1411年的西部英格兰和威尔士,另一场全国性的瘟疫在1411~1412年尾随而来,紧跟着在1414年它又一次光临了整个不列颠群岛。1420年,东英吉利爆发瘟疫,1423年和1428~1429年又爆发全国性瘟疫。1430年之后的情形更糟。在30年代,瘟疫爆发的周期更短了,1431年整个东英吉利都饱受打击,这一恶果在1433~1435年被全国分享,由于1434年冬天出奇的严寒,这次爆发以肺鼠疫为特征。随后地方性的瘟疫爆发于1437年的伦敦、布里斯托尔、坎特伯雷等地。1438~1439年,英格兰又一次迎来了残酷的瘟疫。这一次真是声势浩大,不仅严寒使杀伤力更大的肺鼠疫成为主导,而且瘟疫还与当时的谷物歉收携手并进,夺去了东英吉利12%的人口。1442~1459年间,英格兰没有全国性的瘟疫。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人口的恢复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但是,这中间有11次的地方性瘟疫爆发,在受打击方面伦敦独占鳌头,至少经历了其中的6次。1463~1465年,一次长期的瘟疫在全国肆虐,另一次是在1467年,但若论打击力之强,它们均要让位于70年代的瘟疫。1471年的瘟疫在短短一周内夺去了英国10%~15%的人口,在东英吉利更是达到了久违的20%。70年代还有不少地方性的瘟疫,但它们都是1479~1480年瘟疫的序曲。在这场瘟疫中,肺鼠疫和腺鼠疫互相配合,使得英格兰总人口损失了20%。[8](p129~133)1487年,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瘟疫爆发。此后,英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瘟疫少发的90年代,人口的恢复和增长也终于有了暂时的喘息之机。但好景不长,在世纪之交的几个年头里,1501、1504和1507年,英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瘟疫。[5](p17)大约从1525年开始,情况始有好转,从这时一直到1650年,除1557~1559年的瘟疫、1594~1597年的连年歉收以及1625年的跨地区性瘟疫外,英国人口没有经受其他大规模的意外打击。[20](p74)频繁的瘟疫夺走了大量的生命,使得1525年之前的死亡率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外,黑死病还严重影响了人口的生育力,这也是人口长期停滞后发展的重要原因。比起老年人和妇女,90黑死病更偏爱婴幼儿和青壮年男子。从表1中可以看出,1349年和1376出生的男人中,30岁以下者的预期寿命是最低或较低的,而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却没有这种相似的模式,甚至显示出较高的水平。在一次鼠疫流行以后,在其后的疫病中儿童死得最多,因为他们过去极少或从未接触过这种病魔。[21](p46)婴幼儿较高的死亡率对于人口增长的消极作用不容忽视,因为这意味着社会丧失了大量下一代的父母,并进而降低了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出生率[7](p139)。男人的瘟疫死亡率为何大大高于女人,现在尚无定论,但这同样不利于人口的增长。黑死病之前,人口中的男女比率大约为105100,这是一个比较适合人口发展的人口比例。有学者认为独身对人口的增长不利,其实不然,因为在独身者中的男女比例也相当大,并不能影响到女子的生育力。但是黑死病之后,男女性比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三个后果:首先,大量的女子无人可嫁,生育力被浪费。1330~1479年男女独身的比例缩小,男子独身者占9%,女子独身者占7%。[22](p153)其次,黑死病后,一方面是大量的处女嫁不出去,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寡妇用财产俘虏了大量更喜欢金钱的年轻男子。黑死病期间,众多男人死去,因此留下了很多40岁左右的寡妇,因为掌握着丰厚的财产,因此她们再婚率很高,达到了50%以上。年少的丈夫娶了年长的妻子,并使得此后的岁月中相当多的夫妻年龄差较高,这势必对人口的发展不利。[23](p140)再次,因为男人们都去见了上帝,因此黑死病之后女人在劳作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甚至有些学者称14世纪末和15世纪是女人的黄金时代。[24](p44)黑死病过后对妇女劳动的需求增加,使得年轻的妇女可以用自己赚的钱养活自己,所以没有合适的对象,她们会推迟结婚甚至不结婚。大多数妇女在25岁之前不结婚或一辈子不结婚,无疑浪费了大量的生育力。甚至许多已婚的女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珍视婚姻,约克郡的法庭文档显示,黑死病之后妇女在婚姻纠纷中更倾向于解除婚姻,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14](p19)参考文献:[1]T.R.Malthus.AnEssayonPrinciplePopulation[M].Cambridge1992.[2]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J].世界历史译丛,1980(4).[3]M.M.Postan.TheMedievalEconomyandSociety[M].Berkley,1975.[4]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M].杨豫,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JohnHatcher.Plague,PopulationandtheEnglishEcono-my,1348~1530[M].London,1977.[6]A.Grandsen.A14thCenturyChroniclefromtheGreyFr-iarsatLynn[J].Eng.Hist.Rev.,1957,LXXII.[7]PhilipZiegler.TheBlackDeath[M].London,1969.[8]RobertS.Gottfried.TheBlackDeath[M].NewYork,1985.[9]SusanScott,ChristopherJ.Duncan.BiologyofPlagues[M].Cambridge,2001.[10]科斯明斯基.14~16世纪英国地租的演变[J].史学译丛,1956(1).[11]G.Duby.RuralEconomyandCountryLifeintheMedie-valWest[M].EdwardAndArnold,1976.[12]J.M.W.Bean.Plague,PopulationandEconomicDeclineinEnglandintheLaterMiddleAges[J].Eng.Hist.Rev.,1963,XV(3).[13]J.C.Russell.BritishMedievalPopulati[M].Albuquer-que,1948.[14]S.Bardsley.Womensworkreconsidered:GenderandwagedifferentiationinlatemedievalEnglan[J].Past&Present,Nov.1999.[15]刘城.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1996.[16]M.M.Postan.TheCambridgeEconomyHistoryofEu-rope:vol.I[M].Cambridge,1966.[17]A.Clark.EconomicExpansionandSocialChange:Eng-land1500~1700:vol1[M].Cambridge,1984.[18]耿贯一.流行病学: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9]K.B.Mcfarlane.TheNobilityofLaterMedievalEngland[M].Oxford,1973.[20]洪庆明.1450~1650年英格兰人口运动探析[J].世界历史,2001(2).[21]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CarloM.Cipolla.BeforetheIndustrialRevolution:Eu-ropeanSocietyandEconomy,1000~1700[M].Methuen,1980.[23]俞金尧.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寡妇改嫁[J].历史研究,2000(5).[24]LindaE.Mitchell.WomeninMedievalWesternEuropeanCulture[M].NowYorkandLondon1999.收稿日期2005-10-22作者李化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责任编辑池豫】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