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臣由来

车臣的祸根：战斗民族如何打压穆斯林？文｜王子铭（历史研习社专栏作者，华东师大）最近，普京大帝在俄罗斯国内饱受质疑。普京大帝的形象并不是媒体包装出来的，他是当今大国中，唯一领导且打赢战争的一位国家元首。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和下属的车臣共和国分离分子爆发两次战争，普京在战时现出的刚毅果决，让世界人民眼前一亮。2000年3月，代总统普京更是亲自驾驶一架苏-27歼击机降临车臣，震惊了所有人。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车臣的历史，有必要去回答一些被忽略的问题，车臣战争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车臣人想脱离俄罗斯联邦？理解车臣问题，我们有必要认清一个事实，车臣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苏联，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无神论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国家，同时也是在一片宗教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国家。除了俄罗斯族传统的东正教之外，是苏联的第二大宗教，但它似乎很不受苏联领导人的欢迎，除了最初的蜜月期外，直到即将解体之前，伊斯兰教都处于受压迫的状态。当然苏联高层不当的宗教政策为中亚地区的分离势力以及车臣等地区恐怖主义势力埋下了祸根。△1979年苏联穆斯林人口分布图作为苏联的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信仰人数众多，截至1980年苏联2亿6千多万人口中有4400万穆斯林，每六个苏联公民中就有一个穆斯林。因而，论人口苏联曾是世界上第五大穆斯林国家，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苏联的穆斯林人口主要集中于中亚、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北高加索，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6个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苏联的穆斯林多为逊尼派，只有集中在阿塞拜疆的10%左右的穆斯林是什叶派。短暂的蜜月期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大力宣扬无神论思想，但是也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相比于东正教，伊斯兰教要幸运得多，没有受到很大地打压；相反，正因为执行政教分离政策，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俄国统治时期东正教的许多特权，反而消除了对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民族歧视。1917年12月列宁签署法令，由国家出资修复撒马尔罕的各种宗教场所，并将沙皇军队1868年从撒马尔罕抢走的《奥斯曼古兰经》送还给了中亚的穆斯林组织。△美丽的乌兹别克斯坦古都撒马尔罕1917年11月24日列宁宣告“俄罗斯的穆斯林们：你们的清真寺和宗教场所被沙皇及他的走狗们毁坏了，你们的信仰和习俗被他们践踏了。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信仰和活动，你们的民族和文化将永远自由而不受侵犯。这是你们的权利，就像在苏维埃武装革命的保护下所有俄罗斯人的权利一样。”布尔什维克的宽容也得到了回应，1923年12月25日在东布哈拉召开了全体毛拉（伊斯兰教职称谓）代表大会，毛拉们印证《古兰经》，指出“苏维埃政权是安拉的安排，因为它的建立代替了对人民不公正的政权。”当然新生的政权并没有使所有人满意，从1916年开始中亚地区就存在着反俄罗斯统治的巴斯马奇运动，它由恩维尔·帕夏领导，以突厥人为主的穆斯林构成。他们最初是武装反抗沙皇的征兵政策，后来由于苏俄实施强硬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遭到了抵抗，直到20年代晚期才渐渐平息。苏联方面一直将这场跨越两个时代的运动看作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叛乱活动，因而贬称为“巴斯马奇”亦即“土匪”，但事实上这场运动的主要力量是普通的穆斯林农民和牧民，穆斯林的传统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是该运动的主导思想。△1921年红军与巴斯马奇运动谈判斯大林的铁血政策或许由于早年在东正教神学院学习过，斯大林对于伊斯兰教很不友好。1925年中亚地区开始了伊斯兰教的强制世俗化过程；1926年苏联官方文件上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反苏维埃性”的观点；1927年苏联政府认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阶级敌人”；1928年苏联开始打击伊斯兰教徒，废除宗教学校，据估计，共关闭了清真寺1万座、穆斯林小学1.4万所、伊斯兰教神学院500所，大量的清真寺被改建为仓库。在大清洗中，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普遍遭到迫害。中亚地区穆斯林女子戴的面纱被视为对女性压迫的工具，政府强制要求她们拿掉面纱；不过事与愿违，面纱在穆斯林社会底层变得更为流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没有给宗教情感留有任何余地。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将大批政治犯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借此时机，大批生活在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的非斯拉夫民族同样被发配东方，这些民族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穆斯林。据苏联内务部的数据，在这几十万被发配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人口中，20%的人在迁徙和刚刚定居时死去，而据非官方统计死亡率接近46%。这几十万穆斯林的强制迁徙，给苏联乃至后来俄罗斯的民族矛盾埋下了祸根。△纪念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发配的纪念碑后斯大林时代的无神论教育赫鲁晓夫执政后依然贯彻反宗教的思路，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无神论教育运动，在各类院校都开设“科学无神论”课程，伊斯兰教仍被看作是毒瘤和不稳定因素。1958年赫鲁晓夫发起反宗教运动，中亚地区负责反伊斯兰教运动。1959年中亚仍有1500余座清真寺，到1965年只剩下300-400座，很多偏远农村地区的清真寺也难逃厄运。信徒去麦加朝觐需要经过严格而繁琐的审批程序，信徒去朝拜圣人的陵墓“圣地”被官方所禁止。1961年哈萨克斯坦在政府注册的清真寺只有25座，政府任命的伊玛目只有25名。赫鲁晓夫政府试图通过各种措施和意识形态教育手段，降低中亚地区居民的宗教意识，削弱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影响。勃列日涅夫对之前的激进民族宗教政策进行了些许调整。比如，1977年苏联宪法中用“无神论宣传”的提法取代了1936年宪法中“反宗教宣传”的规定。对伊斯兰教的管控有所放松，清真寺数量缓慢上升，穆斯林上层的国际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1977年在塔什干举行纪念《穆罕默德言行录》作者阿勒·布哈里教长逝世1200周年会议，全世界各穆斯林国家代表1000多人参会。这一时期地下伊斯兰教活动频繁，出现很多穆斯林私人学校、《古兰经》学校、非官方学校、苏菲派兄弟会等组织秘密传播伊斯兰教，它们对青少年的影响巨大，甚至有很多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信教，私下参加宗教活动。对于这些变化，苏共高层非常紧张，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中指出：“在一些东方国家，最近提出伊斯兰口号，我们共产党人尊重穆斯林以及其它宗教徒的宗教信仰，但要注意在什么目标下提出并传播这样的口号，伊斯兰的口号和变革也可能引发革命与动乱。因此，要密切关注它是一种什么的活动。”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伊斯兰教限制有所放松，但无神论教育和反伊斯兰教的宣传教育比以前更多了，让苏共高层始料未及的是，原本的意识形态统一目标起了反作用，不但伤害了民族宗教感情，而且增加了穆斯林各民族对伊斯兰教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新思维”下的宗教复兴1985年戈尔巴乔夫以一副改革者的姿态上台，在全社会各方面推广他的“新思维”。宗教方面也彻底放松了管控，他提出“与这个国家五千万穆斯林实现和解”的口号，伊斯兰教得以全面复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原来关闭的大量清真寺得到修复和重建，中亚地区的清真寺从160座增加至5000多座；为培养教职人员阿拉木图、杜尚别等城市都重新开办了伊斯兰教经学院；宗教活动和礼仪得到恢复，大量伊斯兰教书籍出版，1989年沙特通过“世界伊斯兰中心”免费向中亚地区赠送了100万册《古兰经》。由于苏联政治体制的松动，伊斯兰宗教团体也开始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各加盟共和国以伊斯兰教为民族认同摆脱苏联控制。中亚地区部分穆斯林开始接受沙特、伊朗等国传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纲领。他们不但构成了如车臣武装长期与政府对抗的分离主义势力，更形成了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这样企图建立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势力。今天我们回观苏联的伊斯兰教政策，它显然是失败的。强制的反宗教无神论教育、粗暴的控制宗教政策不但违背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给苏联广大的穆斯林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俄罗斯族的民族沙文主义同样是割裂它与各少数民族纽带，激化民族矛盾的原因。正因为宗教、民族问题的不断严重，“牢不可破的联盟”走向了解体。今天这一地区仍然有恐怖主义、极端原教旨主义的存在，可以说它们仍是当年苏联不当政策的流毒之一。参考文献S·E温布什，《苏联伊斯兰教与民族》田霞，《苏联时期中亚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状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