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_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

①李中清 (James Lee) 、王丰 (Wang Fong)著作中译本 ,陈卫、姚远等译 ,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王国斌 ( R. Bin Wong) 著作中译本 ,李伯重等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著作中译本 ,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彭慕兰 (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2 vergence : China , Europe ,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Economy.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2000. 彭著中译本新出 ,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本文有关彭著的论述主要依据原著。下文引述上述著作观点 ,仅标明作者。 ②如 ,李中清著作 2000 年获得 2000 Alan Sharlin Award for Best Book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 the 2000 Otis Dudley Dunca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social demography。彭氏新著 Winner of the 2000 John K. Fairbank Prize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Co - winner of the 2001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Book Prize。One of Choice’s Outstanding Academic Books of 2000。 ③除了上述学者之外 ,加州学派学者还包括 :Von Glahn(万志英) , Dennis Flynn ,Arturo Giraldez , Robert Marks ,Compell (康文林) 、Goldstone 等 , 多在相关领域各领风骚。 ④迈阿密大学的弗兰克也被“纳入”该派 ,他本人亦深以为幸。中国学者李伯重因为在加州访学和讲学时间较长 ,学术理念与之不谋而合 , 也成为加州学派的中坚人物。黄宗智虽然在许多具体观点上与上述学者不同 ,但基本理念实际上是一致的 ,因此也有人视其为加州学派成员。 收稿日期 :2003 - 10 - 29 作者简介 :龙登高 (1966 - ) ,男 ,湖南人 ,博士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市场史、海外华商史。 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 ———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 龙登高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本文围绕加州学派的新成果及最近的学术辩论 ,介绍了有关中西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新进展 ,并从 方法论突破与挑战欧洲中心论等方面总结了国际经济史学坛研究范式的转换与趋势。 关键词 :加州学派 ;中西比较 ;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 :F119 　　文献码 :A 　　文章编号 :10002579 (2004) 0120104208 Comparative Studies on Economic History between West and China LONG Deng2gao (Humane Colleg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the scholars of California School , this article intro2 duces the new progress in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West and China. It also analyses the changes and trends of studying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history from breaking through method and challenge to European Centerism. Key words :California School ;comparison between West and China ;economic history 　　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一直是海内外学 者为之如痴如醉的重大课。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震撼。李中 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 :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 克的《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 流 :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 ① ,都以其全新的 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大多获得美国学术奖 项②。以上述学者为代表 ,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 派”③ ,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 ,其实并 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 ,而更重学术理念 ④。加州学派 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 ,他们研究领域相 第 37 卷第 1 期 2004 年 1 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Vol. 37 No. 1 　Jan. 2004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互交叉渗透 ,彼此交游密切 ,不断切磋论辩 ,相互呼应 ,已经 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 大致说来 ,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从研究范式的 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第二 ,强调世 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第三 ,注 重中国研究 ,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 外部世界的联系 ,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进而由此检验 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第四 ,注重比较研究 ,比较视 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 讨传统学术。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 ,评述其 主要观点与创新 ,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一、大分流 李中清与王丰、王国斌、弗兰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译本出 版 ,在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黄宗智的著作 [1 ]在中国流传 更早 ,本文不作专门评论。彭慕兰新著中译本新出 ,本文作 一简单评述 ,并介绍围绕该书产生的学术争论。 与王国斌、李伯重一样 ,彭慕兰也主张 18 世纪以前江南 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 ,同属于“斯密型成长” 模式 ,他还认为中国岭南、日本、印度、东南亚也不例外。彭 氏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是 ,整个 18 世纪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 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 ,中国与日本的核心 区生态环境并不比西欧糟糕 ,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 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 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 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 ,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 去。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 ,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 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 ,并反思这些区域 间联系的意义 ,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 , 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 ,这一论调 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 :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 ,而是世界造 就了欧洲。 工业化进程与中西分异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地理环 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 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 ,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 , 而中国经济停滞衰退 ,两地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 彭氏则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 论 ,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 等方面中西颇多相似之处 ,直至 1750 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 国先进 ,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 ,经济与政治 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两相对照 ,工业革 命前的中国与西欧 ,既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也不存 在经济成长模式的优劣 ,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成 长模式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分异 ? 这 意味着中西比较必须加以重新审视 ,不仅从观点上 ,而且从 研究范式上。为了便于深化比较研究 ,他聚焦于江南与英格 兰。传统主流观点认为 ,英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 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 ,具有普遍性 ,但欧洲经济史的 最新研究成果却论证了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 必然结果。而荷兰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业化中更具典型 性 ,英国道路实际上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以 及欧洲最具可比性。 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成长方式 ,同属斯密型动力 ,即通 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优势和利益 ,市场扩大 ,经 济成长的空间越大。传统主流观点认为 ,市场与商品经济的 发展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扩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 根本性因素 ,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在此之上又 顺理成章地推导出 ,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市场不 发达 ,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李伯重有力挑战了这一观 点 ,他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 [2 ] ,它为全国经济中心 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 ,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 与之媲美 ,如此 ,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 ,因 为 ,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 ,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 , 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如此 ,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 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彭氏认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为 英国提供了工业品市场 ,而且单就市场本身而言 ,中国的市 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 ,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 动力的流动都是西欧无从比拟的。彭氏此论 ,其他欧美学者 亦早有类似的观点 ,伊懋可、罗友枝甚至认为 ,明清中国市场 是一种过度竞争的市场。① 这样一来 ,市场推动工业革命论 自然难以立足。由于江南所依托的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 民地市场更为广大 ,并更具自由竞争意义 ,如果斯密型动力 能够导致工业革命的话 ,江南应该比英国更具优势。市场因 素不仅不是双方的差异 ,相反是其共同基点 ,那么 ,差异在哪 里 ? 彭氏认为西欧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几乎不具备独有的内 生优势 ,唯一的优势是煤。英国的煤矿位于经济核心区 ,不 像中国一样远离最发达的江南 ,而且其地质状况与中国主要 501第 1 期 龙登高 　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 ① Mark Elvin (伊懋可)认为明清农村可能过度商业化 (“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7) 。E. Rawski (罗友枝) 认为 19 后期中国糖茶出口的衰落 ,在于本国市场的过度竞争 (Compe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 China’s Market in Transi2 tion. Academic Sinica 1990) 。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煤区山西也不同 ,英国煤矿含水量大 ,蒸汽机发明最初就是 为了开采时不断抽水 ,进而演进为最重要的动力机。山西煤 则干燥 ,与之相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风技术 ,不能造就蒸 汽机的伟大发明与应用。像英国一样通过煤刺激工业化 ,在 中国没有发生 ,缺煤的印度也没有 ,荷兰也没有。近代经济 体系 ,实际上是从传统“发达的有机经济”转变为“以矿物能 源为基础的经济”,英国通过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大开发 ,催生 出工业革命。 不是市场 ,而是煤铁等物质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 的差异与趋势 ,导致江南与英国的分野。这种观点粗看起来 让人心存疑虑。事实上 ,这是合乎逻辑的 ,在现代化交通运 输问世以前 ,物质资源与地理条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制约是 至关重要的。欧洲很幸运 ,煤矿丰富 ,新型的能源密集型工 业得以发展 ,另一关键因素则是欧洲与新大陆的贸易。 传统观点认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工业品市场 ,彭 氏认为更主要地是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资源 ,因而广 大的殖民地虽然不是从市场来推动工业革命 ,却从另一个层 面产生诱因。来自殖民地丰富而廉价的棉、麦、肉、木等土地 密集型产品 ,使欧洲节省了土地和森林 ,能够集中从事能源 开发与其他生产 ,成功地缓解了生态制约 ,从而有力地推动 了工业革命。同时殖民地吸纳了 6000 万欧洲剩余人口 ,劳 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殖民地。这使得西北欧人口急剧增 加 ,并脱离土地 ,专门致力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而不是朝着 传统有机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方向继续努力。煤和新大陆使 得欧洲走上了资源密集型与劳力节省型的道路。全球化联 系使欧洲从美洲获得丰富的初级产品 ,与此形成对照 ,亚洲 外围区无一能与之相比。1750 年后 ,东亚内陆尽管人口大 增 ,工业繁荣 ,但这种增长阻碍了这些外围区向长江三角洲 核心工业区输出重要资源。中国内陆外围区能够寻求进口 替代品 ,相对缩小了中国工业中心区的商品市场 ,提高了核 心区从内陆外围区进口原材料的价格。①核心区土地密集型 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只能被迫沿着劳动密集型与资源节省 型道路继续增长。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 利 ,欧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大辩论 加州学派挑战主流的创新 ,使其每一部重量级著作的问 世都带来国际学坛的热烈讨论 ,李中清、弗兰克各自的著作 就是如此 ,彭氏新著也为加州学派带来新的大争辩。彭氏新 著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 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②。围绕彭氏新 著的争论 ,实际上远远超出该书本身 ,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 的众多其他学者的成果与材料分析 ,特别是李伯重与李中清 的研究 ,更牵涉到中西比较尤其是英国与江南比较的诸多重 大问题。李中清的著作 ,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和商 榷 ,但其震撼仍在延续 ,此次争论中仍成为热点。因此 ,这次 大辩论可以说是加州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2002 年 6 月 3 日 ,洛杉矶加州大学 (UCLA)“社会理论与 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 :题为“大分 流 ?: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围绕彭慕兰与 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 ,与会者达百余人 , 而论辩的双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学者。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 慕兰和李中清 (及其合作者王丰、康文林) 等作简要陈述 ,由 黄宗智、武雅士 (Arthur wolf)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提 出批评 ,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 进行回应 ,然后又展开一 轮反击与回应。③ 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有 9 篇 ,主要论战 如下。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涵化 (involution) :18 世纪英国与中 国》④ 指出 ,彭氏所论似乎很有吸引力 ,既提出了欧洲中心 论者习惯讨论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 ,也提出了 为什么英国没有像中国那样走上集约内涵化的道路。但彭 氏没有立足于原始材料的考察 ,而是依赖二手材料与成果。 彭氏认为 1800 年以前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内涵化没 有高低之别 ,黄氏诘难其论述无视 18 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论。 劳动集约化程度长江三角洲高于英国 ,这是由农业类型及其 特征所决定的。内涵化农业阻碍了大规模农场节省劳力型 资本化与规模经济的可能性 ,同时 ,家庭农场兼家庭工业的 生产单位也阻碍了原始工业与近代工业中的节省劳力型资 本化。彭氏所论人口与资源压力 ,1800 年长江三角洲并不比 英国高 ,显然是错误的 ,实际上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三角洲的 内涵化。黄氏还对李中清人口论提出了商榷。 黄氏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 :18 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 长江三角洲 ,分别典型地代表了欧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内 60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① ② ③ ④ Phil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 May 2002。中译文载《历史研究》 2002 年第 4 期。Involution ,黄宗智译为“内卷化”,一段时期内他还使用“过密化”。我译为“内涵化”,内涵与外延相对应 ,既符合汉语习惯 ,也符 合黄氏所论要旨。方行 (2001)论明清土地市场 ,就使用内涵式发展的说法。 “The Great Divergence ?: The Roo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nder Development in China Europe”研讨会论文 ,部分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 May 2002)先行发表。 有关评论除下文所引外 ,还有如 : Goody , Jack ,Falling fortunes of the lands of the rising sun.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 11/ 03/ 2000 Is2 sue 1460。Vries , P. H. H ,Are Coal and Colonies Really Crucial ? Kenneth Pomeranz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 Fall2001 , Vol . 12 Issue 2。Lang , Graeme ,Geography as Destiny ? Science , 05/ 12/ 2000 , Vol . 288 Issue 5468。有关书评还有很多 ,由此亦可窥西方学界争鸣之盛。 彭氏此论萌生已久 ,见 Kenneth Pomeranz ,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 State , Society ,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2 nia Press. 1993.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涵化模式。英国农业较之于长江三角洲农业 ,单位土地面积 上的劳动投入要低得多 ,平均农场规模是江南的 100 倍 ,平 均农业用地是 45 倍 ,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要高得多。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带动了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 展。1800 年的英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现代农业 和工业发展的条件。江南则迥异 ,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 和内涵化臻于极致。所谓内涵式增长 ,就是以单位劳动的边 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所实现的绝对产出量的增加 ,体现在单位 面积的高产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网络的能力。 欧洲史专家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英国与长江三 角洲的分流 :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和发展模式》① 一文 ,在 R. Brenner 七八十年代旧作所论英国独有的农业资本主义 基础上 ,详实比较了英国和江南农业特别是谷物生产。其中 心论点是 :1500 - 1750 年间 ,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体 的不同发展道路导致根本性的分流 ,到 18 世纪后半叶 ,英国 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达和相对富足的地区 ,而长江三角洲则 日趋贫困。美洲对英国的贡献尽管非常巨大 ,但不是根本性 的因素。导致分流的原因 ,他们归结于英国与众不同的社会 - 财产关系体制 ,不仅与长江三角洲有异 ,也与英国中世纪 不同 ,与 1500 - 1800 年欧洲大多数地区也不同。后三个地 区的经济沿着马尔萨斯道路演进 ,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农业 部门由有产农民和统治阶级所主导 ,统治阶级通过强制掠夺 农民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这些经济体通常的轨迹 ,是农业 劳动生产率下降 ,生活水准降低。英国经济避免了这种命 运 ,因为近代初期 ,经济不再由农民与地主主导 ,而代之以农 业和非农业的直接生产者控制 ,他们一方面不受超经济强制 掠夺 ,另一方面避免了非市场途径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因 此 ,与长江三角洲形成对照 (并且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 英国经济在 17 世纪早期至 1850 年间的长时段中 ,农业生产 率提高 ,人均 GDP 上升。英国通过斯密道路成功走向工业 革命。 彭慕兰以《超越东西二元论 :18 世纪世界的发展道路的 重新定位》作了回应 ,并另作长文专门回应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3 ] 。他认为黄宗智的评论 ,第一是基本曲解了彭氏 观点及部分支撑论据 ,第二 ,黄氏评论的中心 ,仍然认为他 1990 年的著作是理解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好的框架 ,他既不理 会对该书的批评 ,也忽视了新的欧亚研究的丰富成果 ,第三 , 黄氏几乎缺乏 18 世纪的数据 ,而依靠时间跨度的延展来推 论 ,不顾 18 世纪与 19 世纪及以后的差异 :人口增长与否 ,政 局稳定与否 ,生态稳定还是危机 ,此外还有技术变化。在回 应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的长文中 ,彭慕兰的结论不 变 ,英国与江南的大分流不在 18 世纪 ,而在下一世纪 ;不是 始于农场 ,而是来源于地下和海外。 Jack Goldstone《为树木迷失于森林 :有关交流的评论》[4 ] 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 18 世纪 ,至迟到 1750 年 ,中国经济与欧 洲相当或更先进 ,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所论 19 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 而导向工业化 ,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 , Jack Goldstone 试图证明其观点的错误与缺陷。他从人口增 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 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最后他强调 ,即使所有细节都弄得 一清二楚 ,仍然要理解工业化的本质与核心 ,那就是生产技 术的根本变革 (innovations) , 集中于蒸汽机的使用所引发的 矿物资源的开发。当然 ,为机器产品提供资本和市场需求是 必需的 ,是起码的条件。英国与世界其他农业经济的分流 , 弄清其原因必须转向技术与科学 ,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作用 , 而不能只简单关注农业或资源。欧洲的科学发展是其他地 区所缺乏的。其弦外之音是 ,即使经济落后 ,也不影响突发 性的革命 ,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而不在乎经济发展水平孰 高孰低。 彭慕兰著作论文牵涉面广 ,来自各方面的评论不少。如 麦克法兰作了两篇评论大分流的论文②,他认为欧亚两端的 差异 ,远比彭慕兰等所论及的两百年更深远 ,也不限于经济 或社会因素 ,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各层面。他比较印、英、 日、中家庭人口与组织结构 ,发现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异 , 这种差异存在了许多个世纪 ,而不只是两百年。他担心 ,过 分热衷 18 世纪 ,会掩盖真正的差异。 李中清等的主要观点是 ,中西之间的人口历史与模式 , 不存在马尔萨斯所论的类型区别 ,和欧洲一样 ,中国也是“预 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形成的“生育驱动”模式 ,而不是 “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构成的“死亡驱动”。中国存在 一种集体主义抑制 ,从传统时期的家族主义控制生育 ,到当 代国家控制生育 (计划生育) ,可谓一脉相承。这成为彭慕兰 人口解释的主要支撑。黄宗智围绕溺婴 (主要是女婴) 现象 展开讨论 ,认为溺婴现象是因为贫困与生存压力 ,清代正是 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强化的时期 ,溺婴成为 18 世纪 社会危机的征候之一。黄氏诘难对方人口解释的动机是想 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 701第 1 期 龙登高 　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 ① ② Alan Macfarlane ,1. Reflections on“the Great Divergence”: Reliabl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 2. Reflections on“the Great Divergence”: Demographic and Social Structures. 麦克法兰的这两篇评论分别应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之邀在北京和天津作了演讲 ,2000 年 8 月。关于各国家庭的一些印象 性差异 ,在“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受到质疑。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 .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 Property Relations ,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o 2 , May 2002. 略有修改和增补。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式抑制 ?》[5 ]一文回应了黄宗智的批评。李中清与李伯 重[6 ]的成果表明 ,人口压力在清代并不存在 ,清代前中期最 富裕的江南 ,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 ,且大大低于同时 期全国平均成长率。溺婴现象在宋代就有明确的记载 ,并非 生存困境所致 ,而是生育控制的传统之一。针对被误解为 “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在该文中明确提出 “中国式抑制”来张显原有观点。 武雅士《后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迹象吗 ?》[7 ]质疑 李中清等的成果 ,也包括赵中维等的成果。他的主要依据是 其 1980 - 1981 年的调查数据 ,以此质疑对方有关中国低婚 姻生育率的数据基础。置此不论 ,武氏认为应该能找到比对 方所谓有计划的生育控制 (“晚开始 ,早停止 ,长间隔”及“产 后堕胎”)更合理的解释。他还认为中国人的低婚姻生育率 , 不是由于生育控制 ,而是由于贫困与生存压力。他坚信“大 多数中国夫妻希望儿子越多越好”,其分析结果是中国具有 “高生育率”。武雅士在专注于争辩时 ,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 的论点恰恰证明了李中清的观点。因为武雅士的调查对象 , 正是处于传统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 (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尚 未确立的断裂时期 ,从而也就意味着当时没有集体主义的生 育制约 (相反是集体主义下鼓励生育的时期) ,生育率就高 , 反之 ,生育率会得到有效控制。无怪乎康文林等就要不要回 应其陈旧的看法 ,犹豫再三。《旧瓶装新酒 :转型前中国出生 率》[8 ]集中回应了武雅士所批评的三个内容 :转型前婚育率 水平 ;人口再生产行为模式 ;贫困与中国婚内低生育。李中 清以《历史上的生育控制 :答武雅士》[9 ]也简短地作了回应。 除了说明数据的确凿无误并指陈对方的曲解与失误之外 ,李 中清强调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学者与官员就已关注人口问 题 ,虽然传统中国文化宣扬多子多福 ,但相反的思想与实践 同样流传广泛 ,同样重要。推断中国人生儿育女总是希望多 多益善 ,不存在审慎的生育控制行为 ,这是不明智的。应该 指出 ,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民生育的强烈愿望 ,可能会误导人 们理解传统中国生育观念 ,李中清的苦心并非多余。 在几次交锋中 ,争辩容易出现的倾向也不时显示出来 , 如曲解对方观点 ,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抓住细节的争辩而忽 略主要论点 ,等等 ,亦不无偏颇之论。对于资料的理解也见 仁见智 ,如对方行有关江南农民消费的成果 [10 ] ,彭氏和黄氏 都从不同角度来引伸自己的观点 ;又如双方所倚重的李伯重 的研究成果 ,也是各有取舍 ,而没有考虑到李氏前后期观点 的发展。但是瑕不掩玉 ,这是一场富有收获的学术争鸣 ,尤 其是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 ,可以说是一次对国际学坛已有成 果的全面回顾、总结与提高。 三、研究范式转换 新视角下的比较研究 ,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西方中心主 义。西方中心论是由西方长期主导世界的实际在学术领域 的折射 ,它将世界分为“西方与其他地区”(West and the rest) , 欧洲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与道路 ,代表了人类社会必然的演进 历程 ,其他民族与地区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走过来的 ,而且还 将沿着西方的轨迹走下去。学术研究也以欧洲模式来套用 和观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道路 ,这 是由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体系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 的现实所决定的。正如弗兰克所形容的 ,始终是在“欧洲路 灯”下了望。在观念上 ,学者们对西方中心论早已心存抵触 , 但在理论与方法上 ,又自觉不自觉地回归这一学术轨道。如 果不从范式与体系上进行理论反思与重构 ,观念上的反西方 中心论 ,只能流于空泛 ,甚至回归。但研究范式的突破是一 个十分艰难的历程。 所谓范式 (paradigm ,又译) ,从托马斯·库恩所论中 可以界定为 :某一 (某些)学科领域中学者们所遵循的共识性 的研究基础与准则 ,包括概念、理论与方法 ,也包括评价 与价值取向 ,操作规程与解决问题的路径 ,我们可以称之为 指导研究活动和科学探索的学术平台。范式具有认识的定 向作用 ,会形成思维定势。不同范式之下 ,同样的东西 ,有不 同的结果。正如黄宗智 (1992) 所论 ,“规范认识”( 范式) 具 有潜移默化的广泛影响力 ,不仅引导人们去想什么 ,更重要 的是引导人们不去想什么 ,并且往往构成人们论战的共同前 提和基本出发点。而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规性范式 ,有可 能是不正确的。范式在学术竞争中演进发展 ,主流范式受到 新范式的辩论、挑战、修正以至替代 ,科学革命由此产生①。 加州学派不仅突破了不少传统成见 ,而且可望推动新的范式 萌生 ,至少在以下几点表现突出。 1. 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一 :经济地理上的非欧洲中心发展 论 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都认为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了 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 ,这个体系从欧洲向外扩 张 ,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 加州学派与其他学者的新成果认为 ,世界经济体系不是由西 方推动的。 彭慕兰指出 ,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 果 ,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 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大多数地区所受生态制约 ,在欧洲 80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① Thomas S Kuhn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3rd ed. What Are Scientific Revolutions ?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 philosophical essays , 1970 - 1993 , with an autobiographical interview / Thomas S. Kuhn ; edited by James Conant and John Hauge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0.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因新大陆的有利条件与天然资源的优势而成功避免。结合 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 ,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 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弗兰克走得更远 ,“从马克 思、韦伯到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几乎所有公认的历史学和 社会理论也都从经验上和理论上曲解了欧洲参与世界经济 的活动和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他无情地推翻自 己的旧有观点 ,早期他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个世界范围的交 换体系 ,其“中心 —外围”模式① 认为 ,不发达国家处于这一 体系的外围 ,依附于体系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 ,不能独立自 主地发展 ,在交换关系中受到西方垄断势力的剥削。1500 年 后西欧率先向资本主义转变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1998 年他的著作《白银资本》有了重大改变。近代早期世界不是 由欧洲所推动的 ,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 塑造的。欧洲兴起的三百年 ,被弗兰克诠释为亚洲霸权的时 代。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 ,那就是中国 ,其发展攸关当时的 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 ,能够从比他们更具生产 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 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 史。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 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白银资本》提出的 15 - 18 世 纪近代早期世界历史图景则是弗兰克本人世界体系理论的 一个必然延伸。应该说弗兰克是在滨下武志等学者研究基 础上② 的发展。澳大利亚、欧洲一批学者 ,通过挖掘英文、 荷兰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资料 ,对 19 世纪以前东南亚经 济进行了重新审视 ,认为以往大大低估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 水平 ,与此相关的是 ,由于中国官方对外贸的不重视 ,中文文 献对外贸的记载非常有限 ,中国尤其是民间的海外贸易被大 大低估 ,18 世纪由华商主导东南亚贸易的情况也被低估 了。③这些研究成果与加州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 ,至少有一 点值得中国学者高度注意 ,单凭不被重视而记载有限的中文 资料 ,不足以全面认识明清中国与华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2. 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二 :多元论取代单元论 世界体系的非欧洲中心推动论 ,受历史实际的局限很 大 ,起码历史时段在近代史上的作为有限 ,而多元论取代欧 洲模式单元论则有相当大的空间 ,事实上这也是更本质的挑 战。在西方中心主义之下的单元论认为 ,人类各民族、各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规律与道路 ,而这种发 展道路就是以欧洲模式为基准的 ,换言之 ,欧洲模式放之四 海而皆准 ,其他民族概莫能外。西方学者的“冲击 —回应”模 式就认为 ,西方之外的地区 ,通过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 走上工业化与近代化 ,这忽略了这些地区自身历史与文化的 完整性及其演进轨迹。西方的“汉学”,其许多理论模式都是 为了证明非西方社会的变化只不过是西方经验所体现的“普 适”模式的重复。把西方经验不加检验地普遍化 ,将源于西 方的理论、方法不加限制地套用 ,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核 心。[11 ] 反对欧洲中心论 ,并不意味着不能以欧洲为标准进行比 较 ,而是应该扩大这种比较 ,特别应当以中国为标准来评价 欧洲 ,通过多层面的考察 ,形成多元化的认识。王国斌认为 , 要超越欧洲中心论 ,就应当将欧洲经验“作为历史过程而不 是抽象的理论模式”。作为抽象的理论模式 ,应当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 ,就会出现非西方世界都只是“回应”西方的单元 论。而作为实际的历史过程 ,与原本具有完整的文化和历史 的社会的同类过程做比较研究 ,从而丰富历史内涵。多元论 构成比较史学的出发点。 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际修正基于西方的理论 ,是加州 学派考察的重点。近代国际主流学术由西方主导 ,基于中国 的学术研究没有重要建树 ,这是与中国经济的衰落相伴随 的。但按照李中清、麦迪逊、弗兰克各自的统计与观点 ,从人 口数量而言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占世界人口 总数的 1/ 4 强 ;从经济规模来看 ,1700 - 1820 年 ,中国 GDP 占 世界总额从 23. 1 %上升到 32. 4 % ; [12 ] 1800 年以前 ,中国长 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竞争 力。而且中国并非是孤立发展的 ,它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 , 尤其是与东亚经济的整合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果忽视 中国经验 ,任何学术理论可能是不完整的 ,也是偏颇的。既 然 19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在世界经济史中占有无与伦比 的重要地位 ,那么就应该做出与之相称的学术研究成果 ,重 新审视世界社会经济史的发展道路 ,并以此检验和修正基于 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此方面 ,加州学派与新 儒家学派具有某种承继性 ,如果说杜维明、余英时等从文化 的角度阐明儒家思想不是资本主义的障碍 ,从而修正了韦伯 901第 1 期 龙登高 　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 ① ② ③ 近期相关成果见于包乐史 (L. Blusse) ,庄国土等译 ,《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Mckeown , Adam. From Opium Farmer to Astronaut : A Global History of Diasporic Chinese Business. Diaspora ,2002. 滨下武志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中译本 ;滨下武志《中国 の银吸 收力と朝贡贸易关系》,滨下等主编《‚ ˜ ‚交易圈と日本工业化》,藤原书店 2001 年。全汉升“美洲白银与海外贸易”系列论文 ,《中国近代经 济史论丛》, (台北)稻香出版社 1996 年。 Core —Periphery 通常译为“核心—边缘”模式。世界政治学领域有此模式 ,经济地理学领域也有同名模式 ,译名相同。我译“核心—外 围”模式 ,以免误解“边缘”与“核心”之间的广大空间被排除在模式之外 ,其实不存在另外的中间地带 ,同属“Periphery”范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观点①;那么加州学派则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通过中国经验 的总结来丰富和完善国际学术理论。 李中清、王丰的人口社会学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表现最 为直接和突出。他们以醒目的标题与鲜明的创新 ,对西方中 心主义的经典理论马尔萨斯人口论 ,提出了最直接与富有成 果的挑战 ,建构了基于中国经验的替代理论。马尔萨斯及其 后继者从基于西方人口与社会的概念、范畴来观察和理解其 他社会 ,认为中国和其他非西方世界历史上的人口呈无节制 增长 ,人口升降是一种被动的过程 ,并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困 化 ,唯有西欧形成了人口控制机制。正如 Adrian C. Hayes 所 言 ,马尔萨斯的观点建基于英国近代早期 ,他对中国的观察 只是依赖于旅行家描述和其他零星信息 ,不了解更无法解释 中国经验。[13 ]李中清、王丰的实证分析则表明 ,中国集体主 义文化形成了一种与西欧不同的历史人口体系中的自动内 平衡机制 ,从而明清时期避免了粮食短缺、生活贫困与生存 环境的恶化。 强调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史的范围中进行研究 ,从而大 大凸显了中国的重要性和特点 ,丰富了理论源头与学术内 容。当然 ,加州学派并不采取“中国中心主义”,也并非要建 立一个新学术体系与现代主流学术体系分庭抗礼 ,而是充分 利用其合理和科学的部分 ,改进其不合理之处。 3. 方法论突破之一 :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多元论出发 ,加州学派在认识论上摒弃 1950 年代以 来美国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 ,即从一般前提和初始条件推出 预言性的结论的研究方法。以往都试图借助于一个独立的、 可普遍运用的价值标准 ,那将是十分动人的 ,但也将是无济 于事的。[14 ]在此指导下 ,加州学派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比较研 究方法创新。概括而言 ,由于普适性的标准往往以单元论之 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唯一性为前提 ,因此加州学派重视或 然性推论 ,对偶然事件及其影响加以考察。与此相关 ,通常 的回溯性分析方法使人们局限于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与结果 , 因而加州学派辅之以前瞻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历史演进的 多样性。为了克服欧洲标准的先验性制约 ,加州学派采取欧 洲与非欧洲经验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 ,以强化彼此验证 之效。比较研究方法的诸多创新 ,虽然有人会说尚不完善 , 甚至难免稚嫩 ,抑或不无偏颇 ,但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与手 段 ,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 ,其贡献是引人注目的。 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相结合。回溯性分析 ( retro2 spective analyses)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即从今天的情 况折回头去看某件事的过去 ,从而证明实际经历就是该事件 的必然前景。前瞻性分析 (prospective analyses)则从历史上某 一时点出发 ,探讨该现象可能的前景。回溯性分析 ,由于结 果已经确知 ,常常可能陷入宿命论和目的论 ;前瞻性分析则 在一组特定情况下 ,设计各种变化的可能性 ,观察各变量的 作用与变化。查尔斯·蒂里 (Charles Tilly) 指出 :“假如我们设 想身处于 1750 年”,将完全无法预见到近代工业化 ,欧洲如 此 ,江南更不待言。18 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 展道路相似 ,不仅动力相同 ,而且归宿也可能相同。这种前 瞻性分析显示 ,亚当·斯密时代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演 变为 19 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李伯重新著 [15 ]运用前瞻性 分析方法 ,对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可能前景 ,进行了令人耳目 一新的探索。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相结合。人类社会发展作为一 种复杂的历史过程 ,各种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 ,使得以后的 活动格局会以新方式形成。已经发生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实 际上最可能发生的或应当发生的 ,甚至并非是必然的。必然 性的意识 ,掩盖了在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因 此 ,比较研究在不同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似的时段 ,在因果律 预期的一致中发现不同的结局 ,比较史学给出更大范围的现 象的积累 ,有助于使人们的认识更具普遍性的意义。王国斌 的这种方法论思考 ,正是加州学派的创新。王氏、李伯重、彭 氏的考察 ,从人类发展道路言之 ,英国模式并不具有必然性 , 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既然如此 ,以英国模 式来衡量江南或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 ,就会误入歧途。 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一方面用欧洲经验来评价中 国历史 ,另一方面用中国经验来评价欧洲。通过互为主体的 比较 ,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这一比较研究方法 , 由王国斌加以总结提升 ,吴承明称之为双轨制的研究方法 , 并指出这种方法很朴实 ,但应用起来并不简单。李伯重、彭 慕兰对江南模式与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 ,就是在互为主体的 基础上 ,取得了具有创见的突破性成果。 以往史家 ,通常以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 ,来质疑中 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因而只注重差异 ,忽视二者基本 的共同性。例如奇波拉 (1976 :276) 指出 ,“工业革命从根本 上说是一种社会 —文化现象 ,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 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 ,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 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弗兰克 ,P47) ,弗兰克 提出东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 ,但没有 具体论述 ,彭慕兰等的成果验证了其大胆假设 ,因此弗兰克 对此书尤为欣赏 ,毫不掩饰其推崇之情 ,为之热烈欢呼。[16 ] 01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①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提出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恰相吻合而彼此促进 ,其他宗教与文化 则不尽然 ,他后来的著作也谈到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的冲突。新儒家学派与之针锋相对 ,如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 联经出版公司 1987 年) ,杜维明的《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三联书店 1989 年) ,黄绍伦《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1 年) 等 ,此后“儒家资本主义”喧嚣一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东西方差异并非不存在 ,但如果不能找出共同性 ,就无 从确定哪些差异更值得注意。因此 ,加州学派在比较研究中 注重寻找共同的基点。从经济史的角度看 ,英国工业革命完 成以前 ,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没有巨大的差别 ,都是基于斯密 动力的经济成长模式。王国斌曾谈到 ,回到 16 - 18 世纪 ,中 国与欧洲的差别不是不存在但没有 19 世纪那么大。如果站 在 19 世纪来看 ,那么又应该注意到 ,虽然此时两者有了明显 的差别 ,但不能据此影响我们对早期的认识。16 - 18 世纪的 中国与欧洲 ,经济水平和结构很相似 ,但政治体制则有很大 不同 ,王氏认为不宜将二者的不同说成是先进与落后的差 别。他甚至认为 ,欧洲的政治、经济组织比较简单 ,容易发展 起新型的关系。欧州和中国的道路都是由自己的历史发展 而来的 ,或者说是利用历史赋予的可能性创造的。① 正是在这种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之上 ,中西经济发展道路 的比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4. 方法论突破之二 :史学科学化与现代技术手段 史学科学化 ,就经济史而言首先表现为经济学理论与方 法的广泛使用。其次是史学的社会科学化 ,各种社会科学门 类的理论与方法渗透入史学研究。再次 ,是自然科学方法的 借鉴。李中清等开始了可贵的实践 ,他们通过跨国合作的学 术调研 ,建立大规模的数据集成 ,引入电脑模拟等技术手段 , 开展富有成效的比较研究。 史学科学化 ,将使史学研究更为精细与缜密 ,新方法的 引入将带来分析工具与研究路径的变革 ,一些具有共识性的 成说将受到重新审视 ,一些过去无从考察的现象与领域将有 望拓展 ,一些新的理论框架将得以建立。诚如李中清所言 , 他们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人口数据集成与分析 ,将成为社会科 学中的显微镜 ,改变以往的不少人们习以为常或熟视无睹的 常规性看法 ,带来一些以往无从观察的新认识。② 如数学模 型作为分析工具 ,虽然不应直接套用于历史或现实加以分 析 ,但因其逻辑严密精确 ,可以减少其他分析方法的漏洞和 谬误 ,同时已有的数学模型可以用来推导新的结果 ,发现其 它方法不易发现的问题 ,寻求似乎不相关的现象与结构之间 的关联 ,推导出新的结果 ,以供历史学实证检验。 加州学派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与长期以来 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