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尤锐著：《儒家思想的基础》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Chinese Social History Review 二零零四年第二辑 ---------------------------------------------------------------------------- Yuri Pines：Foundations of Confucian Thought: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hunqiu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x. 387pp. 尤锐著：《儒家思想的基础》 张荣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尤锐博士的新著《儒家思想的基础》是重构春秋两个多世纪思想变迁的大胆尝试。对很 多西方学者来说，迄今为止，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依然是一个未知领域，很少有人专门对孔子 之前和孔子时代他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即使是春秋时期的一般历史，西方学者通常也不甚关 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西方汉学家认为《左传》的资料不可信，而《左传》又是研 究春秋史的主要资料。对《左传》真实性的怀疑始自康有为，疑古派继之。虽然绝大多数中 国的学者早就抛弃了这一偏激的看法，但这一看法至今仍延存在西方汉学家那里，就像佛教 更多地保存在中国而不是印度那样。除了许倬云《古代中国之转型》（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一书外，欧美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文学方面，罕见对《左传》 政治思想的探讨。因而，《儒家思想的基础》作为一部在西方学术背景下的英文著作，具有 明显的开拓性质。也就是说，要阐述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首先要突破《左传》的真伪性这 一西方学术界的壁垒。 《儒家思想的基础》用了几乎四分之一的篇幅（第一章和附录四篇）专门讨论了《左传》 作为研究春秋史和思想史资料的可靠性问题。该书综合了中国、日本、俄国、欧洲、美国学 者的研究成果，就《左传》的性质及其与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关系提出了新见。作者强调， 《左传》是春秋时期若干国家历史资料的汇编，编者仅仅作了少许编辑上的加工。《左传》 记事从开篇到结尾，在用词和语法上有明显的变化，比如介词逐渐用“於”代替了“于”， 疑问词逐渐用“岂”代替了“其”，这都证明它来自于较早的各国史料。 作者还考察了《左传》中政治家们的言论。作者指出，这些言论决不可能是《左传》编 1 者的捏造，相反，乃由其先辈——春秋时期宫廷的史官记录下来，是朝臣讨论政事的原始记 录。在《左传》中，演说者的思想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中的主要人物之间不断发生着 争辩。如果说这是《左传》的编者按自己的意愿或出于某种目的而编造的，恐难使人信服。 《左传》包含着春秋思想史的可靠资料，即使它反映的不是当时人物的原样的话语，至少也 包含着当时人物思想的内核，或者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记录者的观点。但无论如何，这些思 想是春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作者并不认为《国语》和《左传》中关于春秋历史事件 的记载是完全真实的，而毋宁说融入了编者的看法。比如，《左传》中记录的春秋时期一些 人关于战国时期事件的预言，表明《左传》的编成应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作者随后用了五章（第二章至第六章）的篇幅阐述了《左传》及相关文本中的重要思想 内容。与多数汉学研究者强调《左传》与战国文献内容的连续性不同，尤锐博士强调了其差 异。他认为，春秋时期的思想是贵族的，因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属于卿大夫阶层，而不是士 阶层。春秋时代没有战国时代那样的游士，因而未能形成私家思想和学派。相反，当时的思 想争辩主要发生在贵族阶层，这些贵族通常在国内是大臣。在尤锐博士看来，这些贵族一方 面要摆平其特定阶层的利益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因而， 他们的思想时常自相矛盾。只有在这种冲突的背景之下，对战国思想变革的重要方面才会有 更深刻的理解。 第二章讨论了春秋思想转型的前奏，即神学世界观的转变。作者强调，与西周时代“天” 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主宰不同，春秋时期思想家的“天”信仰已经动摇。尽管当时仍然象征性 地仍残留着“天”神圣至上的观念，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天”观念的影响已经很小。 郑国的政治家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是这一思潮的代表。同样，鬼神在人们的思想中 也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动荡 应该在现实中寻找原因，而不应该在鬼神世界中寻找原因。 第三章集中讨论了“礼”观念和礼治思想的演进。礼学是春秋时期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思 想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作者认为，春秋时期对礼的重要性的强调，与当时社会中礼制的破坏 成正比。到春秋晚期，面对日益增长的来自士阶层的挑战，卿大夫阶层感到，只有遵守西周 礼法规定的由血缘而定的社会秩序，才能维护社会等级，从而防止社会彻底崩溃。在《左 传》中，礼缺乏战国晚期思想中那种自我改造因素，它断言社会政治秩序惟有依赖传统的血 统等级模式才能得以维持。春秋的礼论成了战国时期关于礼的性质和合理性争论的背景。 第四章主要讨论了春秋时期政治家们为维护诸侯国之间秩序而作的努力。春秋时期在中 国历史上是独具特色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家们并不把诸侯割据视为异常，正像随后而来的战 国时代人们所持的观点一样，而是作为一种给定的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先决条件。霸主和 盟会的出现最终未能稳固诸侯国之间的秩序，这导致了人们重新估价列国并存的合理性。最 终，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抛弃了春秋思想家建立列国并存秩序的理念，提出了“大一统”主张， 这一主张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五章讨论了春秋的君臣观念。作者指出，同西周和战国时期相比，春秋时期的诸侯国 君在与卿大夫的关系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春秋时期卿大夫专权，他们不仅控制了军事、经 济和内政的权力，而且把持了思想领域。因而，春秋时期政治思想中对臣权的制约理论很少 见，而却可以见到对君权的一些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专权的卿大夫不把自己作为君主 的臣下，相反却作为社稷之臣，以社稷的名义拒绝君主的命令，甚至放逐君主，取而代之。 这种“臣乘君”思潮对强臣有利，但到战国时期却被主流思想拒斥。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潮强 调的是，恢复君主在社会政治秩序中的绝对统治地位。 第六章讨论了春秋伦理思想的演进，特别是“君子”观念的发展。作者认为，君子观念 是由特定的贵族阶层提出并发展而来的。他们声称，君子不仅与血统有关，更与其文化和道 2 德品质有关。这一看法对此后的君主观产生了影响，即君主应该是具有德、仁品质的人。尤 锐认为，春秋晚期士阶层（比如孔子和他的门徒）也以“君子”自居，并要求与此前的上层 贵族平等，而贵族却没有理由将此否定。由于逐渐否定了血缘特权，春秋时期的贵族势力最 终在与士阶层的竞争中败落下去。 作者提出的春秋思想的发展与其重新评估的战国思想状况密切相关。尽管本书的重点并 不在孔子，但它不断地把孔子的思想与同时代人的思想作比较，并试图清理出孔子思想中继 承和发展了春秋思想中的那些内容，以及否定或修正了的内容。同样，作者阐述了战国的礼 仪观、政治一统观、君权观，以此来透视战国思想家对春秋传统思想的吸收和扬弃。因而， 本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内涵，这使本书具有了超过书名所具有的意义。 对于本书的总的评价，我认为可以从西方学术背景和中国学术背景两个不同的向度分 别来作概括。 站在西方的学术立场上看，本书可谓别具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其恢复《左传》历史真 相的学术胸怀，而且在于其方法论。在当前西方学术界，对年轻一代的学者来说，考察政治 史和政治思想史并不时兴，他们宁可去从事古典文本的文学研究。尤锐博士对这样的做法并 不感兴趣，而热衷于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涵的研究。同时，该书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变迁 与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在方法论上带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另外，该书与近年西方哲 学界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方法也显著不同，而是采用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范畴，如“礼”、 “天人之分”、“君臣关系”、“大一统思想”等等。因而，本书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于中国学者 的方法，这可能与作者若干年前在中国南开大学的一年半时间的研修，特别是得到刘泽华教 授的传授有关。 站在中国学者的学术立场上看，该书虽然仍带有西方汉学家著作的普遍特征，即综合、 概括多于个案的研究，但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课题上也不乏新见。这突出体现在该书的四篇“附 录”中。如对《左传》、《诗经》、《尚书》中介词“于”和“於”、“其”和“岂”变量关系的 分析，对《左传》中的“预言”与战国历史事件的对比等，都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反思和研究。 收稿日期：2003－1－29； 作者简介：张荣明(1956-)，男（汉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