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百日

铁窗百日/高尔泰(转载) 铁 窗 百 日 　 　　 　　高尔泰 　　 　　 　　一、动物凶猛 　 　　 　　据说大难将至，必有先兆。但没有任何预感，我突然被抓进了监狱。 　　 　　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和小雨刚从四川师范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学校给的房子，在校园后门外一栋亲盖的楼房里。整个暑假，我们一直在打制家具收拾房子。那天（九月九日）刚收拾完，中午再到学校食堂凑合一顿，晚上就要在家里吃了。小雨已经到宁海路自由市场，买来了一篮子新鲜蔬菜。 　　 　　从家属院到学校后门的路，要经过鼓楼公园。在那里被一九便衣迅速围住。快得来不及反应。我被抬起来塞进一辆吉普，手里还拿着碗筷和暖瓶。 　　 　　小雨挡住车子，大喊大叫。 　　 　　一个便衣打开车窗，吼她让开。我趁机大叫，快去找校长！ 　　 　　有人拉开她，吉普朝前冲去。 　　 　　她追过来，趁窗还没关上，我又大叫，快去找校长！ 　　 　　副校长董健家同我们隔壁，时值中午，他正在家，她立即就可以找到。但吉普嘎然而止。两个便衣跳下车，跑回去，把她也带上来。 　　 　　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开路。后面又跟上来两辆。这些车，停在鼓楼二条巷头尾已经几天。我们每次见了，都没往心里去。 　　 　　想到在电视上的《动物世界》节目里，那些被大型食肉兽叼住了，或者被蚁群压住了的小动物蹬脚扭腰都无效，终于放弃挣扎、听任处置的形象。 　　 　　此时此地，我感到变成了他们。 　　 　　　 　　 　　 　　二、熟悉城市里的陌生世界 　 　　 　　南京我熟悉。但车子七里拐弯一阵，竟不知身在何处。 　　 　　不久，停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小雨被带进一个房间，我被带进另一个房间。 　　 　　房间中间一张长方形大桌，几十把折叠椅，有的靠桌有的靠墙。墙上除毛泽东外，挂满锦旗和奖状：“爱民如子”；“爱民模范”；“英勇机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新旧程度不等，从烟熏八烂到金光闪闪，现出长的历史。 　　 　　于是我知道了，绑架我的一群，不是绑匪，而是公安。 　　 　　门外面坐着个武警，没精打采的。屋里没人。我把暖瓶碗筷放在桌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摸了一下各个口袋。裤袋里有几块钱，十几张南大的饭票，还有一封朋友杨乃桥邀我们到他家小住的信。刚来得及把姓名地址撕下扯碎，和信揉成一团，就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便衣的，我曾在那儿见过，一时想不起来。 　　 　　他递给我一张铅印的小条子，要我签字。我把纸团塞进口袋，掏了一阵，说，我没带笔。他说，这不是笔么。 　　 　　条子叫“收容审查证”，“理由”栏里，写着“反革命宣传煽动”几个字。下面盖着公安局的红章子。我签了字。公安局、党、或者政府、绑架、收审、或者逮捕，这些不同的名词所指谓的，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东西，其行为也无须向谁证明。理由证书云云，有没有都一个样、不签何如？ 　　 　　他们拿走条子，顺手也带走了暖瓶碗筷。进来两个武警，把我带向另一辆吉普。 　　 　　我的家属呢？我问。 　　 　　上车！一个武警回答。 　　 　　我的家属呢？我大声问。 　　 　　他俩把我架起来，塞进后座，坐在我的两边，一言不发。 　　 　　等了一会儿，那似曾相识的便衣也来了，坐在前座。上车前戴着墨镜。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这人在南大校园里见过，不止一次，就戴着这副墨镜。 　　 　　车子左拐右拐，穿过大街小巷。我咳出一口痰来，掏出碎纸团，吐在其中。一个武警把车窗摇下一些，让我丢了出去。 　　 　　不久，来到另一个机关大院。空寂无人，四围一式三层的灰色楼房，挡住了视线。他们领我穿过一条有两道由武警开关的铁门的走廊，来到一个门厅。门的一边，有一个曲尺形水泥柜台，柜台里面有一个门，也漆成水泥一样的灰色。此外什么都没，除了墙壁就是地面，除了灰色还是灰色。 　　 　　这种景观，我还不曾见过。 　　 　　 　　 　　 　　三、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俊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情，没人说括，像演哑剧。 　　 　　我被戴上手烤，跟着那一文一武，穿过一些幽暗的走廊和空寂的院子。所有的走廊和院子都相同。搐上一排排挂着铁锁的狭门也相同。很多的院子，很多的门，但是没有人。百静中，脚步声特别清晰。 　　 　　来到一侗同样的院子，打开一个同样的门：他们让我进去。 　　 　　我走进门，吃了一惊。幽暗中，十几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的人挨着两边的墙，坐成两排，一齐目光闪闪地望着我，闪烁里有一种恶意的欣喜。 　　 　　背后一声巨响，门关上了，一阵铰链和铁锁的哗啷。 　　 　　光头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一齐逼视着我，没有声音。 　　 　　门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哪儿来的？”其中一个低声吼道。我没开口。他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拾起一只肮脏的塑料拖鞋，朝我高高举起。接着好几个人都举起了拖鞋。“快说，哪儿来的？”我望着他们，百静中可以听到，拖鞋上的水浆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外面响起脚步声，当它在门口停下时，光头们全都丢下拖鞋回到大铺上坐定，就像我一进门时那样，快得没法想像。 　　 　　嘎嘎几声，门上打开一个长方形小孔，闪着两只眼睛，射进来一条嗓门，新来的是谁？——叫什麽名字？一一哪个单位的？——什麽身份？我一一回答了，又问什麽事儿，我说不知道。不知道？嗓门提高了。我说不知道。条子上怎么写的？我说反革命宣传煽动。小孔关上，脚步远去，光头们又迅速围了上来。 　　 　　你叫高二台？一个说。我叫高三台，另一个说。我叫高四台……一阵哈哈哈哈。一个黄胖脸说，瞧你这样子，像个教授么？一个大个儿说，写个字来看看。环顾左右，叫拿纸笔，说，写！ 　　 　　我决定服从，问写个什么字，他一下子嗌住了。有人说写这个字，有人说写那个字，七嘴八舌。有人说写个南字，另一个说干嘛写南字？别写南字，写个飞字。同时有几个人说，写个飞字，写个飞字。 　　 　　我蹲下来，趴在大铺沿上，用圆珠笔，写了个飞字。 　　 　　大个儿拿起来，横看竖看，说，难看死了。黄胖说，原来教授的字，这么难看。有人拿起笔来，说，看我的，写了个飞字。另一个人说，你这是什麽飞字，看我的，又写了个飞字。第三个写飞字的人眉清目秀，右臂上刺着一条青龙。左臂上刺着“天宝桥”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时人都上了大铺，争看比字。那场景，使我想起小时候，孩子们趴在地上斗蟋蟀。我被遗忘在湿漉漉一地拖鞋的水泥地上，打量了一下四周。 　　 　　房间高的四公尺，宽三公尺多，长五至六公尺。窗小而高，门狭仄。进门是水泥地面，狭长的一条。茅坑水龙头和放置碗筷面盆牙刷牙膏的水泥台子都在这上面。茅坑是蹲式，没任何遮拦。其余是木板大铺，高的三十公分。铺板油光铮亮，几乎照得见人，有老家的味儿。两边靠墙的被褥包裹，也都清洁整齐。墙上除了一张“监规”，别无他物。靠近大铺的墙面，蹭上了一层人体的油污，滑溜溜的，闪着晦暗的光。 　　 　　比字的人一一散去，各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着。两边的人数并不相等，一边九个，很挤。另一边五个，铺盖很宽，还有多余的铺面空著。没人理我。我脱下鞋子，也上了铺。在靠里面墙根的空铺板上坐下。众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我，这时齐刷刷都朝五个人中的一个望去。那人在我进来以后一直坐着没动。小头宽肩，脖子比头还粗，表情平和。 　　 　　他的一边，是个留着头发的方脸，（后来知道他是狱方任命的这个号子的号长，叫刘庆。即将出狱，所以得留头发）。另一边是个矮子，额上有疤，胸口一毳毛，胳膊上一边一个刺青蝴蝶。海盗脸谱，可惜太矮。方脸那边是“天宝桥”，矮子这边是大个儿。我就坐在大个儿旁边。他一直盯着小头，直到小头慢慢转过脸来，朝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才放松坐下。 　　 　　我懂了，这表示允许大个儿，让我坐旁边——那个人是头儿。 　　 　　这样，我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 　　 　　只是没铺盖。 　　 　　好在夏天还没过完，可以和衣而卧。 　　 　　 　　　 　　 　　四、大墙下的第一夜 　 　　 　　 　　一个小时以前还在家中：和小雨商量晚饭怎么做。突然这样了，简直没法子相信。不知道瘦弱单纯一味生活在童话世界的小雨，怎能够独自面对这不可思议的变故？ 　　 　　毫无疑问，这是监狱。对面水泥墙上，斑斑驳驳的污迹水痕如同虎狼鬼怪和变了形的人类肢体。我听到了咆哮、惨叫和沉重的喘息。好像在我的四周，又好像在我的内心。若远，若近。若有，若无。 　　 　　坐了不知多久，突然监门开了。有人递进两个桶，旋即门又关上，砰地一声巨响。有人传过来一份饭菜，我胡乱吃了。然后按照同伴们的指令，把十几份碗筷洗净，大铺擦净，大铺下面的水泥地擦净。茅坑冲净，又回到自己的角落坐定。 　　 　　大家睡下时，我也和衣睡下，不久就睡着了。刚睡着，就被什麽东西突然惊醒。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自己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在监狱里，和衣睡在地板上。有点儿感到奇怪。当头亮着，号子里彻夜不灭的电灯。 　　 　　外面风声雨声，一阵紧似一阵。铁窗飘雨进来，上边的单衣湿透，很冷。下面的地板磕着骨头，很痛。我想，不知道小雨，她现在在哪里？ 　　 　　本来是头对墙脚对脚睡成两排的人们，由于房不够宽，交叉的脚互相碰撞，睡熟了就变成横七竖八。从一些张开的嘴里，发出浑浊的呻吟，或者野兽呼噜一般的鼾声。不知谁在磨牙，格格之声，如六角碾子滚过麻石＊＊。那个长脸本来是睡在最外边的，不知怎么的被挤到里边来了。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线，眉头紧紧皱着，好像在忍受什麽痛楚，以为他没睡着。观察良久，才确信他是在熟睡之中。 　　 　　我睡不着，辗转反侧。忽然发现，在墙角的缝隙中，有一种很小根小的蚂蚁在活动。洞口是在离地板的七十公分高的墙上，它们在把一些从地板缝中抬来的食物弄进去。队伍拉得很长很长，都隐在地板缝中，从睡看的人身下穿过去，找不到尾。 　　 　　半粒米饭：就得十来个蚂蚁才抬得动。往垂直的墙上抬，真不容易。有时抬到五六十公分的高度了，突然又落到地板上。我吃一惊，它们倒不在乎。随之掉下的蚂蚁从新把它抬起，没有随之掉下的蚂蚁复又折回地面，再帮着抬。有时如是者数次。由于蚂蚁很小，反复一次要很长的时间。但它们不急不忙，也不惮往返。那么认真，那么从容，那么没有时间观念和前功尽弃的观念，那么视鼾声和风雨的喧嚣於无物。 　　 　　看着它们，好像自己也成了它们之中的一员，感觉好多了。 　　 　　 　　 　 　　 　　五、天宝桥 　 　　 　　 　　雨，一连下了几天。这天是星期日，只有两顿饭。下午饭后，雨下得更大了。屋里黑得像夜，蓝幽幽的微光里，十几个光头的人靠墙坐著，影影幢幢。我蜷缩在墙角，窥看着这怪异的景观。 　　 　　入狱已经几天，仍然感到怪异。焦灼也一如当初，如同新鲜的创伤。 　　 　　突然，顶棚上的电灯亮了。那暗淡的橙黄色的光线之中，似乎有某种善意的和温情的东西，它稀释和冲淡了恶意的蓝色幽暗，但还不足以使人感到慰藉。 　　 　　突然，天宝桥，那个眉清目秀、臂膀上刺着这三个字的人，弹簧似的跳到潮湿的地板中央，把一迭扑克牌左右一晃，说，你们，不管哪个，随便在这里面抽上一张牌去，我能知道，你手里是一张什麽牌。几个人抽也行，我能知道谁手里是一张什麽牌。 　　 　　几个人冲上去，争着要抽牌。 　　 　　别抢，天宝桥说，一个一个来。然后他闭上眼睛。等大家抽过了，他仍闭着眼睛，说，刘飞黑桃三，虾子红方块老开，大宝梅花五，阿焦黑桃、黑桃、黑桃──家公……大家亮出牌，一张都没说错。 　　 　　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之后，他又掏出一枚一分钱的镍币，给每个人看了，走到墙跟前，说，你们注意看着，我要把这个，按到墙壁里面去。然後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镍币，用它的侧面在水泥墙面上按了一下，缩回来，再按一下，又缩回来，如是者数次，终于将镍币插了进去。手里空了，用拇指在插入处揉了几下，墙面复完好如初。 　　 　　又一阵无声的惊讶骚动。大家争著去看那墙面，毫无痕迹。他说，钢蹦儿在墙里头，你们让开，我可以把它再拍出来。然后在墙上拍了几下，镍币就出来了，的嗒一声掉落在铺板上，转了一个小小的半圆。 　　 　　大家都很兴奋，要求他再做一遍。他又做了一遍，不肯再做了。 　　 　　我因为坐在墙角，从里朝外看，看见他第三次缩手时，将镍币快速贴在耳后。第四次出手已是空手，按下去的是无物。当人们惊讶时，他已从耳后取下镍币夹在手指缝里，拍打墙壁时就掉下来了。 　　 　　同时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已经有了一个笑容。 　　 　　但扑克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开始琢磨起来。 　　 　　同时我发现，不知不觉地，自己的思想也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关心起不相干的事情来了。 　　 　　为了这个，我感谢“天宝桥”，这个胳膊上有刺青的人。 　　 　　在这样的时刻，他给大家的快乐，实在是一宗恩惠。 　　 　　他叫李宝祥，因偷窃房管所长家里的云烟二十八条，判了三年半，已经坐了将近三年。那剃着光头、因多年不见阳光而极其苍白的脸上，洋溢着勃勃生机。眼睛明亮，表情生动，说话时手势快速而优美。 　　　 　　 　　 　　 　　六、消解悖论 　　 　　　　 　　 　　监房的水泥墙上，这里那里，时不时的，可以看见一行用钢笔、铁钉、小刀甚至指甲划下的小字：某年某月某日。这是这个或者那个人刑满释放的日子。这个或者那个日子的存在，就是这个或者那个人生活的意义。对于他来说，这以前的日子不算日子，只是一个等待。“不算数”是一个悖论。时间作为生命的要素，在这里和生命体断开了，成了生命体的对立面，生命体所承受的一种压力。压力下岁月在流失，精力在耗去：外面的世界在不断变化。刻者不知何处去，悖论犹锁壁间尘。不知他是否等到，那个日子的到来？不知道他出去以后，还认得世上的路不？ 　　 　　我们中没人刻字，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灯光照亮的夜，连接着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白天，时间没有刻度，重得像一块石板。睡眠是暂时的失重。外面哨子响，是白天执勤的武警换班的信号。稍后监房里的电铃响，是犯人起身的信号。听到铃响，犯人们并不立即起来，要等到方脸号长在懒了两三分钟之后，用脚跟在铺板上擂那么几下，才一下子全都起来，卷好铺盖，下到水泥地上洗脸刷牙蹲茅坑。一阵子挤挤攘攘，然后又回到铺位坐定。 　　 　　一口三餐，顿顿米饭。早上咸菜，外加两头生大蒜，据说是为了防疫。中午和晚上是罗卜白菜之类，每周有一次肉。即使在外面，一般平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三餐之间，翻翻旧报纸，说说无聊话，补补破被服，打打扑克，下下象棋，看看下象棋，或者画个裸体女人，反复传阅修改……一天就过去了。这些活动，大都违禁。《监规》上写着，不许谈什么什么，不许搞文娱活动，不许拥有铁器锐器等等。其中一条，是“不许串通案情”。这使我想起进来的那天，狱方在窥视孔里问我的那些话，等于公开案情。什么意思？不知道。总之犯人们也一样，没把条文放在眼里，只不过是悄悄地违背而已。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就警惕起来。门上的锁链或者窥视孔上的扣子响时：一切违禁品都消失了。速度之快，像变魔术。 　　 　　犯人禁抽烟，禁拥有火柴。有时候，会有某个公安干警，叫几个犯人出去干上一阵子勤杂活。这些人回来时，打开卷着的裤管或袖管，里面总有一些烟头，剥出烟丝，可以用裁成小方块的报纸，卷成两三四支烟。从破棉被上撕下一毳棉花，在上面撒些肥皂粉，卷成棉条，用木板 　　 　　压在水泥墙上快速揉搓，搓到有焦糊味时拉断，中间现出黑色，摆一摆就冒烟、发火，可以点烟了。公安干警从窥视孔往里看，囚室一览无遗。但有一个死角，门那面墙的另一头，茅坑所在的位置，从窥视孔里看不见，是抽烟的好地方。 　　 　　那几支烟，不属于个人，大家轮流抽。轮到谁，谁就到茅坑的位置上，或蹲，或站，或一脚踏着水龙头：一手叉腰，仰头看着房顶，深深吸上一口，徐徐向上喷出，现出莫大的享受。接着下一个人就上来了，秩序井然。当然新犯人不得参加。这是暂时的，随着由新变老，他们有能参加的一天。当然有人能够一口气吸掉半支烟，但没人这样。这个不成文法或者伦理规范是怎样形成的，我还弄不清楚。 　　 　　刑事罪犯也像警察，有另类的动物凶猛。互相弱肉强食，但几乎没人告密。面对卑贱线以上的人们，特别是警察和狱吏，都能互相保护，似乎自成一族。一个贼趴在地板上，裸露看生痛脓疮的，几个抢劫者和流氓犯忍着恶臭，相帮著掰开他的肛门，擦洗脓疮并为之上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外面社会上亲兄弟之间也难得见到的这种温情是怎么来的，我也弄不清楚。 　　 　　不管怎样，这温情像一种溶剂，在坚硬冰冷的时间的重压下，溶解出一些可以藏身的洞窟，使得那些刻在墙上的日子以前的日子，比较地容易打发。为此你须进入规范，接受禁忌。对于新犯人的调教，绝不是爱的教育。但进入和接受，却往往由此而来。 　　　 　　 　　 　　 　　七、无形王国 　　 　　 　　 　　以前听说，乞丐有乞丐的王国，动物有动物的王国。现在才知道，犯人也有犯人的王国。 　　 　　狱方任命的号长，并不就是国王。国王的职称，叫老大。老大是那个粗脖子的小头。号长对他，只有唯命是从。 　　 　　老大的产生，凭武力。据说以前是大个儿，小头来了，一场恶斗，取而代之。大个儿、矮疤脸和方脸，即号长，都成了他的左右。这强悍的一群，组成了号子里的特权阶级。共四个。 　　 　　最下等的是新犯人，包括我在内。我之后又来了一个农民，一共五个。 　　 　　等级在二者之间的是老犯人。七个，包括黄胖和天宝桥。天宝桥会推拿，每天睡觉以前，都要给小头推拿一阵。小头很喜欢他，让他睡在他们一边，但他还是二等。 　　 　　三个阶级之间的森严壁垒，吃饭时最明显。三等人在大铺上围成三个圈呈品宇形。饭菜来了，先是那四个人分。然后七个人分，最后是我们分。早饭有两头蒜，全是那四个人的。七个人中，有人偶获赐舍。我们就只能闻闻蒜味了。每周一次的肉菜，轮到我们时，菜里就没肉了。早饭因为是咸菜蒜，另外还有一桶开水。但如果小头要洗澡，这水就谁也不能喝了。 　　 　　那两拨子人吃完饭，都把搪瓷碗很有气派地往地板上一掷，顺手一推，碗就滑到了我们这一拨子人的旁边，筷子也跟著甩过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犯人一吃完，就得把全体的碗筷洗净，铺板擦净，水泥地面揩净，茅坑刷净。监狱里时间很充份，这些事一点儿也不累人。难受的是，由于无聊，许多人都盯着你看，找岔儿消遣你，甚至打骂你。 　　 　　平时的每一件小事，都打著阶级的烙印。比如一个新犯人在水龙头前刷牙，老犯人来了，就得停下让开，等他先刷完才能继续刷。否则，人家就会叫你“让一让。”或者说，“没看见我吗？”诸如此类，已成俗习。但是老犯人，包括三个特权阶级，家属探监时送来的食物用品，都要摊在小头的面前，让他先挑选一些拿去。其他人更是如此，这也已成俗习。 　　 　　小头换下的衣服，有人给洗。他丢给谁，就是谁洗。进来的第二天，我就看见他把一件什么随手一丢，落在正在观棋的黄胖背上。黄胖回过头，朝他笑了笑，就去洗了，挂在水龙头上晾着，回来继续观棋。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但老犯人只给小头洗衣服，那三个的衣服，只能让新犯人给洗。这里面等级的差别，细微而严格。 　　 　　小头从来不参加轮流抽烟的玩意儿，他的烟抽不完。大家没烟头可抽的时候（这是常有的），他也慷慨分赠。有时他把胳膊搭在某个老犯人的肩上，一同观棋，看不出丝毫特殊。如果犯人们之间出了什么纠纷，他就是调解人和仲裁者，公正温和。号子里谁拥有什么，他都一清二楚。有时也下令互通有无，令出必行。类似均富，一种小型的社会主义。主义符合国情，号子里秩序井然。 　　 　　号子里的成员，并不固定。但同为“社会渣滓”，面对敌对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抗衡性的、族类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人际关系的模式，使这个基本秩序，不受成员流动的影响。何况流动也并不经常。这个秩序，不是自觉活动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如同老式家庭或者专制国家，如同一种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八、鱼肉之勇 　　 　 　　 　　我接受了这四壁之内的现实，按照它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行事。洗碗，擦地板，冲洗茅坑，并且努力做到无懈可击。完了就在水泥地上做一阵子俯卧撑。以前在外面，除了夹边沟，这件事，我天天必做。文革时在敦煌住牛棚，后来到社科院住办公室，从未间断。 　　 　　然后回到自己的铺位坐下，盘腿，闭目，舌抵上颚，双手手心朝上拇指相对，放在腿上。但心里很乱，无法从现实中超脱，不能放松入静，反成了精神能源的耗损。虚火上炎，积聚起一股子邪气。那天我就这么坐著，闭着眼睛生气。表面上一动不动，如同老僧入定。有什么东西落到腿上，一看是一条裤衩，吃了一惊。小头掷过来的，他正朝我看，用下巴指了指水龙头，示意我去洗。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脑中一片空白。抓住裤衩，掷了回去。 　　 　　他先是眼睛里露出惊讶，然后嘴角上浮起一个微笑，温和地问道，什么意思？ 　　 　　别无选择，我同答说，自己洗去。 　　 　　他旁边的矮疤脸霍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微微抬了一下手，矮疤脸又乖乖地坐下。 　　 　　然后他说，再说一遍。依然温和。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见《留级》）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哪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么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累已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摞搪瓷饭盆，叮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警察。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 　　 　　没人说话。 　　 　　警察盯着我看，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著眼睛，趺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警察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着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警察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么，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砰的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忽然想到，有一次在大街上，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 　　 　　 　　 　 　　 　　九、因为烦闷无聊 　　 　　 　　 　　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的背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方脸碰了我一下，说：这边来吃。我说这边一样的，没去。 　　 　　接着，小头抛过来一头生大蒜，我接住了。这是提拔我，进入食蒜阶级。 　　 　　大个儿借给我一条床单。这条床单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极为厚重，比夹被还管用。矮疤脸把一件破衬衣撕成条条，为我搓成一根带，用以代替那根被没收了的皮带。小头给了我一副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这样，我有了坐牢的全套装备。 　　 　　特别感谢一个叫李继富的，他花了一天时间，帮我把撕破的衣服全补好了。是个健壮汉子，粗手大脚，但针线极细密。他说这是坐牢练出来的，好比做气功就是了。 　　 　　大个儿叫赵金保，他的气功是用圆珠笔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写画画。画的是龙凤老虎、猪八戒林黛玉一类。写的是诗。如“一进牢房/眼泪汪汪／妹妹你想我我知道／我想妹妹心发慌”；如“前有铁门／后有铁窗／铁门外面几道岗／坐在大铺上／心把外面想／外面缺吃少穿我不怕／东游西荡没人挡”……有诸内而形诸外，不做弄什麽朦胧，也难得。 　　 　　我问李宝祥，为什麽身上有刺青，他说因为好玩，弄堂里几个社会青年互相刺的。“天宝桥”是弄堂所在的地名。原来土法刺青，非常容易，有针和蓝墨水就行。由于这次谈话，好几个人想剌。我极力劝阻，说将来出去了，人们看不惯。（我错了，其实未必）。他们不听，弄得身上伤痕累累。结果好几个人，都变成了九纹龙史进。 　　 　　烦闷无聊，也是一种力量，能推动人们做一些非常的事情。高尔基有个短篇，写西北利亚一个过往车辆极少的小站，员工闲得发慌，造出各种谣言，拿一个厨娘消遣，以致她上吊白杀了。篇名就叫《因为烦闷无聊》。我想这些人折磨消遣新犯人的习惯，也和这折磨消遣自己一样，是因为烦闷无聊的缘故。 　　 　 　　 　　 　　 　　十、不相信眼泪 　　 　　 　　 　　那天进来一个新犯人，五十多岁了，脸部的结构有点儿什么不对头，像是弱智。他们上去要打。我以大家的自己人的身份出来劝阻，左遮右档，说算了算了。有个人在后面拉我，叫别管。 　　 　　是那个睡相很苦的长脸。他叫张业平，是个重婚犯。常爱自豪地说，刑庭庭长是他的姑母，只判了他半年，另外两个和他情况完全相同的人，都判了一年半。他的情妇现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常挨打挨骂。判刑后他买通警察同她联系上并见了一面。他问她，弄到这个地步，你不恨我吗？她回答说，这话，该由我来问你。这个回答，他刻骨铭心。每次一说到这里，声音就要高一度，眼眶子就有点儿红。 　　 　　他常说起这个，并不是与谁肝胆相照，只不过是宣泄自己的感动与悲哀。对于这种“猫腻”，另一个犯人刘飞（就是我进来的那天叫我写飞字的那个）毫不同情。说，再漂亮的女人，玩过以后再玩，就没意思了。不就是个荷尔蒙，起什麽腻！他是个体户，九江三马路服装店的老板。在南京一家旅馆，同一个服务员玩了一下，人家要二百，他只给一百，就告他强奸。警察跟人家一头，他就进来了。他说早知道是这样，她要一千我也给。 　　 　　那个像是弱智的新犯人，由于我拉架，没太挨打。天天坐着不说话。别人除了教他干活，也不同他说话。那坐姿和脸容我没法形容，总之看他看久了，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愁苦。我坐到他旁边，想同他说说话。他不理我，微微斜过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下。从那轻蔑的份量，我发现他并非弱智。 　　 　　一天，他哭起来了，很久都没人理他。后来正在观棋的李宝祥口头吼了一声，别哭！继续观棋。观了一忽儿，没回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要哭就别干，要干就别哭。李宝祥是号子里最有同情心的。这就是同情。 　　 　　不相信眼泪，是这个小国的同情，也是这个小国的强悍。 　　 　　 　　　 　　 　　十一、没有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这里，具有小件寄存的性质。据说我来以前，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在隔壁关了一阵，后来被押迭到别处去了。我也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通缉令，十几天后，也被押迭到了别处——成都。那里的牢狱，和这里又有不同一一那是后话。 　　 　　这个号子里关的，都是刑期较短或将满的刑事犯。以前都曾在下面的拘留所看守所关过几个月或几年，都说可怕极了。包括刑庭庭长是他姑妈的张业平，也曾在江宁县的一个拘留所里呆了半年多（没在刑期中扣除，否则他该出去了），饿得半死。他说茅坑没水冲，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堆。冬天冷风倒灌、小便吹到脸上。他们说最难过的是刑警这一关，打得凶。有种子母铐，只把两个大拇指铐在一起。背铐和老虎椅是把双手铐在背後……刘飞是背铐着光腿跪在碎砖头上一夜，承认了强奸的。他们说过了刑警这一关，就算是过关了。来到这里，都觉得好过多了。他们说还有更厉害的刑，都只是听说，不曾身受。 　　 　　当了那麽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环境陌生，又没人指点迷津，易犯错误。打了小头，没想到反而没事。没想到在那以后不识抬举，坚持在第三个摊摊吃饭，是乱了规矩，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劝阻调教新人，更加形同反党，是第二个错误。我不自觉，紧接着又犯了第三个错误。 　　 　　那天，一团愁苦给大家洗衣服，很努力，先后顺序也完全正确，第一小头第二方脸第三矮疤脸……无师自通。李宝祥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一起也洗一洗，“洗干净了穿着舒服”。我脱下来，说，我自己洗吧，一件单衣服，不费事。凑过去，自己洗起来。 　　 　　“你知道这是谁的洗衣粉吗）”有人在背后问我。 　　 　　“这是老头儿（指一团愁苦）的洗衣粉。”另一个声音说。 　　 　　“你要用人家的东西，起码得打个招呼，对吧。”又有人说。 　　 　　我回过头去，方脸盯着我的眼睛，义正辞严地问道：“你打招呼了吗？” 　　 　　我没打，没了言语。就像在斗争会上。 　　 　　“呔，你这个肉头”，矮疤脸向老头儿吼道，“你同意他用你的肥皂粉吗？” 　　 　　“不，不同意。”老头儿一个立正，很精神地回答，没了一团愁苦。 　　 　　我势单力薄，又理穷词拙，不知道怎么解套。 　　 　　小头向我笑笑，拍了拍铺板，让我回去坐下。又向老头儿仰了仰下巴，老头儿乖巧地拿起我丢下的衣服，努力地洗了起来。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从容，徐缓，协调、和谐。大家对我，照样的好。 　　 　　十几天以後，我就走了。同来一样，走得也非常突然。两公安打开监门，向我勾了勾指头。给我戴手铐时，门就砰地关上。连个给大家挥一挥手：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 　　 　　 　　 　　 　　 　　十二、走向混沌 　　 　　 　　 　　穿过空院长廊，我们进入一条过道，两边门上挂着“预审室一”“预审室二”……的牌子。他们让我进入其中的一个，没跟进来，带上了门。房间不大，有一个讲台样的长桌子，很高。后面三张高椅子。下面对着讲台，有一木凳，极结实，四条腿插进水泥地里。那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一个墨绿色帆布背包，装得满满。旁边站着两个警察。一个五十多岁，朴实和善，鼻肩之间的距离较长，略似猩猩。一个四十左右，身壮硕，脸木然。我进门后，年轻的那个拿起木凳上的背包。 　　 　　高先生，请坐。年长的那个说，很和气。我姓罗，叫罗兴雁。奉上面的命令，来带你到成都去。我问什麽事情，他说去了慢慢再说。我问我的家属在哪里，他说浦老师当天就回家了，请你放心。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我们先替你拿着。我说我要见她。他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作不了主。而且马上要上飞机，时间也来不及了。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麽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一一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犯人刘庆（方脸号长）即将刑满，说他出去了可以帮助我，同家属取得联系。说他父亲是典狱长，联系上了，还可以帮助我们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会被押走，高兴得糊涂了，告诉了他家的地址。此人是三进宫的刑事犯，也向别的同监打听家属姓名地址，说辞因人而异。我后悔莫及，但又无法可想。 　　 　　我问罗兴雁，这事要紧么？ 　　 　　他显然一惊，脸上现出严重的神色，说，你们这些知识份子真是太书生气了！太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了！家里的地址，是不能够在监狱里说的呀！ 　　 　　这几句不像是警察说的话，和他说这话时的恳切忧虑不像警察的表情，我印象至深。 　　 　　他问，那个刘庆，现在还没有出去吧，我说还没有。他看了看表，对年轻的警察说，你们上车，说着转身走了。 　　 　　一辆吉普在大院里等着。车上有两个武警，开车的是个大块头，红光满面。另一个精瘦腊黄，一脸的精刁和冷漠，不停吸烟。我们在后座，等了大约半小时，罗才来。在疾驰的车上，他说他见了典狱长了，刘庆不是典狱长的儿子，但即将刑满是真的。他给南京大学保卫处打了电话，保卫处说他们马上去找浦老师。他说，“他们会的，你放心吧。”又说，“这次没事了，但是以后，你可得吸取教训呀！”“可得”二宇，说得特重。 　　 　　大块头一手放在方向盘上，一手搭着靠背，侧身回头，告诉我他喜欢艺术。说南京有个硬笔书法展览，正在开，问我看过没有。说现在是硬笔书法热，毛笔过时了，书法不能过时，就得有硬笔书法。问我对硬笔书法有什麽看法……我无心讨论，敷衍应对。心里话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趣？人家哪有心思来同你说这些？他仍很热烈。直到机场我们下了车，还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高先生再见。乐呵呵的，声如洪钟。下车前，我被卸下了手铐。在飞机上扮演旅客，坐在两个警察中间。周围有人看报，有人打盹儿。几个花里胡哨的男女，不停地嘻嘻哈哈。大块头警察的面影，也融入了他们中间。人间的悲欢是如此的互不相通，我感到了一种存在的虚无。 　　 　　 　　 　　 　　 　　十三、我叫“九三四” 　　 　　 　　 　　到成都是夜里，下飞机，戴手铐，上警车，疾驰。 　　 　　在市区某处，进入两道铁门一个房间以后。两个警察把我和他们带来的我的背包，以及南京监狱没收的我的皮带餐券等物交给了另外几个警察。登了记，拿了收据，走了。 　　 　　再次搜身。包括那个一直由警察拿着，我没碰过的墨绿色背包，也搜了。都是衣服日用品。牙膏取出来，看了纸盒子里面。衣服一一抖开，掏了口袋。一部份装回背包，放进柜子，一部份用一件衣服包起，放在桌上。 　　 　　一个白头发、穿便服的矮小老头儿，一直坐在旁边。完了他叫我坐下，说：这里是四川省看守所，来了要老实些。监房里的墙上，贴得有监规，好好看看，不许违反。不许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的代号是九三四，以后你就叫九三四。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他那阴冷的目光，它使我想起电影里的某个纳粹军官。他又说，到我们这里，可以照规定，按身份，给你一些照顾。可以给你一个暖瓶，一条被子。生了病，可以给你做病号饭。指了指桌上那堆衣服，这个，你可以拿去用。别的先放这里，要用再说。稍停，他又说，别以为是个教授，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说着指了指登记和搜查我的那个警察，说，他就是大学生。 　　 　　那个警察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 　　 　　此人三、四十岁，瘦长佝偻，尖嘴爆眼，长颈，很像一条黄鼠狼。 　　 　　老头走后，他给我卸下手铐，让我把一张用毛笔写着高尔泰三个大字的白纸拉在胸前，靠墙而站，先立正，后转侧，给我照了几张犯人的档案相。复又戴上手铐，领着我穿过机关大院，进入一道灯光雪亮，有武警岗亭的铁门。这是来到这里我经过的第三道铁门，是看守所机关大院和监狱大院之间的门。不像南京的预审室是在监狱大院之中，这里的预审室在机关大院。后来每提审一次，我都要被他带着，进出这道门一次。 　　 　　里面也灯火通明。一排一排连栋的平房之间，有长长的花圃，开着许多花。平房隔出一个一个的监牢，都是两进。第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天井里空无一物，上面有格子盖住。透过格子，可以看见被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映照成暗紫色的夜空。格子上方，紧靠监房，有一条空中走廊。监房比天井高出很多。但靠走廊这一面的墙，只与天井同高，由一人多高的铁栏撑住。屋檐伸出，盖住了空中走廊。武装警察在空中走廊上面巡逻、不用穿雨衣，里外一览无遗.。 　　 　　进入天井以後，黄鼠狼打开第二道门，给我卸下下铐、让我进入监房，然後就锁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他锁天井的门的声音。除了那句“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以外，这全过程中，此人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监房里孤悬着一盏电灯，约６０瓦，蛛网尘封。墙上除了监规一张、麦克风一个，别无他物，也都蛛网尘封，四张床铺中，有一张空着，草席上有棉被一条，暖瓶一个，搪瓷饭具、牙刷牙膏各一套、那是九三四的。 　　 　　三个同监都睡下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没剃光头，不知道是没睡着，还是又醒了、都瞪着眼睛看我，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如同旅馆里的房客。 　　 　　 　 　　十四、一堂晨课 　 　三个新同伴，都是干部子弟。某公安局长的儿子；某供销总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乐山市某首长的儿子。后者叫刘钧，交通大学汽车机械系学生，自称学运领袖，是假的，他因“迷奸”而来。但他自称有“内线”可用，是真的。他和狱警王超（就是像黄鼠狼的那位），混成了哥们很铁。他们到这里，都有一两年了。同所有的文武公安，老号子、炊事班都混得很熟，没有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同他们“串通案情”，他们就已经称我高老师了。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这个监狱的情况。四川省看守所，是个老监狱，对外叫文庙西街十六号。当年胡风，还有谁谁谁，都是关在这里的。那道从机关大院到监狱大院的铁门，除了狱方的管教干警，任何人，包括上级派来的办案人员，都不得出入。武警总队派来巡逻的武警，只能在空中走廊巡逻，不允许进入监狱。你如果在下面骂他，他除了向领导，没法子拿你怎样。就像是动物园里的游客，没法子拿动物怎样。 　　 　　各排监房，建筑结构一样，但是待遇不同。最前面那一排，叫小号。每间关十七八个人，开地铺。粮食是二、三、二。就是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很挤很饿，互相关系紧张。另一排关的人略少，粮食标准略高，还有再高一点的，总之分几个档次。我们这排，是三、五、四，每周有两次肉菜，有床，允许抽烟。这是劳改队的标准，对于侍审囚犯，如我们、算是优待。还有一排房，是已经判刑的犯人的监房。一般刑期较长的送劳改队，较短的就留在看守所。大院里浇花剪草打扫清洁、伙房里做饭送饭的都是那些人，比我们惬意多了。更惬意的监房，在最后面一排，吃香喝辣，像宾馆一样。还有电视看。那是为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这阵子空着。 　　 　　狱方的管教干警只负看守和监管的责任，不管案情。每人早上来开门，让我们可以到天井里转转，算是放风，晚上锁上。天井通向大院的门，是日夜锁着的。你有什麽申诉的交代的材料，都可以在开关门时递交，由他们转给办案警察。他们虽不办案、但牢里是他们的天下，想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坏起来比如调个小号，比打一顿还难受。好起来比如王超就可以带刘钧出去，到机关大院自己的宿舍喝酒，每次都带回来好几本《法制文学》，偷盗抢劫强奸杀人，好看得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他们那里，我学到很多东西。没有调查研究，估计不是编造。这最后一点（警察和犯人是哥们），最使我吃惊。我想，这大概就是物理学上所谓的“熵增”，一种“组织解体”的现象。但是这种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具有相同基因的组织——黑社会的形成，专制政府的“反腐”，其实就是反嫡，具有保命的性质。保不住就过继给黑社会，族谱不会中断。 　　 　　一天，我半夜里醒来。一个执勤的武装警察，正好从上面走过。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问，几点了？他一言不发，伸出三个指头。我说三点了？他点了一下头，又朝下一指。我说三点半？他又点了一下头，就走了。黎明时分，他往回走。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说，谢谢。他大声问，什么？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时间。他又大声问，什么？ 　　 　　这时那三个都醒了。一个说，没什么，要烟么？说着在床上站起来，抛上一根烟去，刚好到他的脚下。他两头一望，拾起烟，笑了笑，走了。 　　 　　原来这是另一个武警，不是三点半时经过的那个。 　　 　　他一走，三个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开导我。他们说，犯人是不允许知道时间的，也是不允许同巡逻的武警说话的。你夜里问时间，人家告诉了你，本来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你刚才那么一下，不光是暴露了白己，也害了那个警察。要是这个警察向上级报告，那个警察就要倒霉了，你也逃不掉。以后谁还敢同我们说话呢？ 　　 　　我们给了这个警察一支烟，他要了，也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这个事不能让那个人知道，那个事不能让这个人知道。在外面不也是这样吗？这是你运气好，碰上个愣头青，要是碰上个精明的、你试试看。 　　 　　这些武警，大都是农村里新来的，年龄都小，要是在外面遇见我们，大人说叫叔叔，他就会叫一声叔叔。给支烟，关系就搞好了。关系搞好了，什么事都方便。比如我们大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这是不允许的。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要认真起来，一是一二是二，你吃得消吗？ 　　 　　给烟不给烟，也得看个对像和场合。给错了，人家不接，白你一眼算是好的。问你什麽意思，叫你少来这一套，歪起来说你腐蚀干警，你怎么着？ 　　 　　愈是有关系，愈是要装作没关系，关系才能维持。你这样，等于逼着人家管你。要管你还不容易吗？ 　　 　　我唯唯，谨受教。 　　 　　 　　 　　 　　十五、旧时月色 　　 　　 　　 　　监狱的夜，特别漫长。白天本来就阴暗，虽然有个天井，但是墙太高。顶上又盖着钢筋水泥的格子，光线不足，日照率很低，即使正午，也只在南墙上撒下一些细长的光斑，不久就没了。特别是在成都，晴天少阴天多，经常朦朦细雨。格子上长着苔藓，时或落下水滴。墙根下苔藓更厚，联成绿色一片，晴天是苹果绿色，雨天翠绿色，早晨来得特迟、黄昏来得特早，晚饭后天就黑了，灯就亮了。从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锁上了。没有了徘徊的余地，又没有别的事可干，只有在床上躺下。 　　 　　这时大约七点、一直要躺到明天早上七点。看头上彻夜不灭的电灯，照着光秃秃的四堵高墙，以及墙高头巡逻走廊的铁栏，全都是直线。刚硬、粗糙、阴冷、绝缘。看着看着神经就不知不觉地紧绷，直到也成了直线。直线与直线共振，弓弦一般颤抖。 　　 　　很难入睡。睡睡醒醒，醒时常会看到，在灯的上方，有巡逻的武警走过，小时候在山村的祠堂里上学，好几次看到头顶的大梁上，有黄鼠狼悄无声息地滑过。那个早已忘却的记忆，忽又浮上心头。意像在迷糊恍惚中重迭，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幸运的是，成都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常要停电，白天停电，我们不知道。如果在夜里，那盏永远不灭的可恶可恨的电灯就灭了，刹那间一片漆黑；冉冉地呈现出一个透明的、温柔的夜。紧张的神经随之松弛，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如同在遥远的童年，投入了母亲的怀抱。 　　 　　紧接着，岗楼上自动发电的探照灯开始扫描。偶尔有光柬从檐下的铁栏窜进，闪电似地滑过墙壁，留下更深的黑暗，短暂而又惊惶。黑暗中可以听到武警们喀喀喀喀的脚步声，在各处走廊上急促地响。经过我们的监房时，就会有手电筒的光束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掠过，也短暂而又惊惶。但，那是他们的惊惶。 　　 　　感谢上苍，停电是经常的。这个四十年和平建设的可爱成果，像一条柔软的大毯，时不时会把我们包裹。 　　 　　那天夜里我睡着了，梦见被狗群追逐，逃进一栋老屋，耸身一跳抓住大粱吊在了空中。狗群水一般涌进来布满地面，一律抬看头望我，没有声音。突然大梁喀喀喀喀发响，把我吓醒了。正停电。武警的皮鞋踩过空中走廊的木板，正发出同样的声响。我喘著气，心猛跳，喉干舌燥，很久都无法平静。 　　 　　忽然看到，屋檐下那一角有灯的时候看不到的天空中，一痕微月静悄悄、怯生生地躲在云层和铁格子的后面，好像害怕这建筑物的狰狞似的，偷偷地向我致意。我无论怎么改变角度，都看不到它的全部，它因此显得遥远而又深邃。等到眼睛习惯了黑暗，我发现狭小的斗室里已经充满着它淡淡的清辉。细碎模糊的光斑，洒满了我的床铺，也洒在其他囚犯熟睡的脸上，那麽温柔，那麽安详。 　　 　　它照过我童年的家园和故乡的湖山。在大西北辽阔的荒原上，抚慰过我创痛酷烈的心灵。它曾经伴随我和小雨，走过遥远而又迷茫的道路。无数次在我们家的床头徘徊，投下图案一般的树影，有时是摇曳不定的树影……我很久很久都没有看到过它了。而现在，它仍然那么圆润，那么柔和，那么清新，那么纯粹。好像代表那失去的一切，人间的温暖和梦幻，世界的广阔和美丽，到这孤立绝缘的墓窟，来看望我。 　　 　　一道耀眼的白光，突然滑过墙壁。那是探照灯，我失去视力。空中走廊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杂杳而急促。几支手电同时照下来，一阵摇晃。旁边的谁呻吟了一下，翻了个身，咕噜了一句什麽，那是梦呓。 　　 　　等到我恢复视力，再看月亮的时候，它已经更深地躲到铁格子后面去了，但仍徘徊不去，好像不放心我们似的。 　　 　　须臾，来电了，刚硬阴冷粗糙绝缘的四壁无情地合围过来，直线的张力结构又把我嵌入其中。 　　 　　回首那一角天空，唯有昏黄的灯光，在黑色底子上划出一条一条垂直的铁栏。 　　 　　 　　 　　 　　十六、唱歌 　　 　　 　　 　　我此生一大憾事，就是不会唱歌。 　　 　　我从小爱听歌，也爱唱。常扯着脖子直喊，招人嫌。大起来怕丢人，不唱了。有时独个儿哼几句童年时代熟悉的歌，会觉得那些早已消逝的美好时光，连同它的各种细节和气味一下子全活了过来。记得日本投降那阵子，我们全家合唱一支歌，有几句词，印象特深：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张，热泪如汪 　　 　　当大人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真的是笑口高张，热泪如汪。纵然是小不懂事，也同样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我的有些朋友，歌唱得非常好，我很羡慕。他们所表达的那些情感，我都有，但我表达不出来。就像野兽不会说话，到时候只能号叫。但是野兽的号叫，别的野兽能懂，我的号叫，没人能懂。 　　 　　文革中我在敦煌，和几个牛棚里的同侪一起翻地，那天翻着翻着，不知怎麽的就唱起来了：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乌一样不回来……也是小时候唱过的歌。 　　 　　邻近的一片地，是前所长秘书李永宁在翻。细高精瘦像一把弓的他，漫慢直起身，向我叫道，高尔泰，那片地有把镰刀，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干吗？他说你拿来把我杀了吧，我实在受不了啦！ 　　 　　他说的那片地，是考古组的史苇湘在翻，他应声说，别拿走，别拿走，再唱下去，我要用它自杀。 　　 　　那以后，从没有哪一个同事或学生，听到过我的歌声。 　　 　　狱中没书没报，禁止任何形式的娱乐。犯人们有时聚拢在一起，小声唱点歌。大多是流行歌曲；《跟着感觉走》《相逢在冬季》……我都是第一次听到。 　　 　　也有只在监狱里流传的歌，有没听过：风凄凄／雨绵绵／我手把铁栏望外面／外面的生活多美好／何日重返我家园／啊，秋梨沟哪，沙松岗……。文绉绉酸溜溜，一股子哭丧调。据说是“文革”时被监禁的一些文工团员合做的，有个电影里用过。 　　 　　更有甚者，像“劳改队里温暖如春，管教干部亲如爹娘”之类，也有人唱。 　　 　　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是在南京监狱里。看着那些状貌狰狞的彪形大汉，同那些形销骨立的老弱者一同荡气回肠，我有时觉得荒唐，有时又感到凄惨，有时也被歌声感动，陷入深深的忧伤。 　　 　　在想念妻子的时候，听人们唱“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请别为我哭泣”，或者“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立即就起了共呜。 　　 　　在南京，监房是一门一窗。唱歌时，不知道关着的门外有没有警察，都提心吊胆的。这里的设备，比较现代化，武警在上面往下俯视，监房和天井都一览无遗。但是他们看见我们，我们也就看见了他们。没有他们的时候，可以唱得比较安心。 　　 　　天一亮，监房通向天井的门就开了。只要不下雨，一天中的大部份时间，我都在天井里、沿着墙根走路。七步一拐弯，七步一拐弩，顺时钟方向走几圈，逆时钟方向走几圈，十来平米的天井，永远也走不完。走着走着，我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只笼子里的狼。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脱口就唱出了两句歌：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这是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流行的苏联歌曲。那时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叫唐素琴，特喜欢苏联歌，教了我们不少，后来我都忘了。 　　 　　不知道怎么的，这忽儿又冒了出来。 　　 　　记忆的复活是无意识的，对歌词并无选择。作为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记得什么唱什么。包括样板戏和语录歌，包括阶级敌人在“向毛主席请罪”的仪式上唱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本身并不重要，它的意思是唱者给的，重要的是我在歌唱（姑且称为歌唱吧），唱起来会轻松许多。 　　 　　痛苦是一种毒素，唱歌有排毒的作用。 　　 　　不管多熟的歌，此时此地唱；都有一种陌生的体验，甚至那些扩音喇叭里天天反复播迭，听得耳朵都起了一层厚茧、早已充耳不闻的歌，此时此地唱起来，也有一份亲切，一份新意。 　　 　　越过平原，越过高山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宽广美丽的土地 　　 　　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大墙，飞越那血迹斑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那各民族人们共同的监狱，就像用残损的双手，抚摸着一个亲人的遍体鳞伤。有时会可耻地鼻子一酸，像个神经脆弱的小姑娘。这种特殊境况下的心理失衡，这种认知理解想像情感等多种心力组合的机制出现异常，无异歇斯底里。不过发作以后，人比以前健康。 　　 　　渐渐地这种发作，几乎成了生理的需要。越唱胆子越大，被巡逻的警察撞见的次数也越多，终于麦克风里发出了警告：高声喧哗是违犯监规。再不停止就要查处了！ 　　 　　不能出声唱，就在心里唱。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