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材料_老问题与新潮流_评陈支平著_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_

新 书 评 介 【收稿日期】2010－01－23 新材料、老问与新潮流 ———评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 王 尊 旺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 100102） [关键词]新材料，常识立场，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 6241（2010）08－0070－03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 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 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 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 (p.266)。故 此，新材料、新问题成为治学者孜孜以求的最高目 标。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新材料还是新问题都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科技的进步，先前许 多令人艳羡的所谓珍本、孤本不断以各种形式广 布于世，乘国家编修清史的东风，大批档案资料影 印出版，公之于众。就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 研究而言，所谓新材料的发掘殊为不易。同时，随 着历史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研究课题的日渐细 化，寻求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问题也愈加困难。近二 十年来，陈支平教授坚持城乡社会调查工作，搜集 到大量鲜为人知的民间文献，此可谓新材料，但作 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新问题，而是用此新材料 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和商业 资本这个老问题。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 族商研究》（以下简称陈著）可谓开创了老问题研 究的“新潮流”。 中国古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可谓是老问题。从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以及近年来的中国早 期工业化之争，都与该话题息息相关。上述讨论对 于推进中国古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及其相关课题的 研究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一系列重大问题得 以厘清，一系列重要成果不断涌现，学者们的重心 主要集中在商人阶层的形成、发展与经营活动范 围，特别是由商人及其资本所引发的商品运销和 市场网络，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 境，商人及其资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由于 彼此学术视野和治学思路的迥异，不论是理论性 问题还是实证性问题，大家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 径庭，南辕北辙。 然而，在著者看来，中国古代商人和商业资本 的研究，学者们走了一条同途殊归抑或是同途同 归的道路。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在探讨该问题 的过程中都预设了两个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是“把 欧洲中世纪即所谓的欧洲封建社会里的商品交换 历史，以及商人与商业资本的历史作用，作为中国 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参照标本”[2]，二是“经济基 础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将推动历史社会 向前迈进的理论思维模式”。这两个基本的理论预 设，使得看似精彩纷呈、新见迭出的中国古代商业 史研究呈现出同质化倾向。 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封 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交 换相当原始，甚至是不存在的。同时，商品经济和 商品生产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当商品经济发 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的土 崩瓦解，从而催生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 结论完全是西方中世纪商业发展的翻版。其实，由 于中西之间的巨大差异，西方社会的普遍原则并 不符合古代中国的尺度。欧洲中世纪时代商人产 生的社会条件、历史时期国家的商业政策、商人与 其他阶层身份的泾渭分明等等均与中国传统社会 相差极大。因此，在预设了理论前提之后，其研究 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自己预设的理论窠臼。在研究 上，由于理论先行，许多研究者在了若干 总第 597期 Sum No．597 2010年第 8期 No.8,2010 历史教学 History Teaching 70 历史现象后，便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出中国古代 商业发展的一般情景，甚至把它提升到所谓的一 般规律。这种貌似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思维，实 则带来更大的片面性。 陈著坚持常识的立场。所谓常识，其实就是明 白日常事理的能力，就是人尽皆知的浅显道理。坚 持常识的立场，也就是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 念或理论，直接从史料中分析和解构其深刻的社 会经济内涵。陈著所揭示的历史事实，我们往往感 觉都是些大白话和人人皆能认知的常识，但偏偏 就是这些大白话无人深究。陈著也在总结一些理 论性思考，不过这些理论性思考往往令人耳目一 新却又合乎常理，亦即有“水中盐味”而不是“眼里 金屑”。同样是对中国古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 究，陈著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其突 出特色。 在研究内容上，陈著更多地从商人及其资本 的内部构造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由 于这种复杂关系所产生的商人群体、资本群体的 运作过程与模式。作者认为，通过这种考察，可以 “多视角地认识、了解中国古代商人及其商业资本 的变迁之路，从而对于中国古代商人与资本的内 在本质及其发展前景，有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 评价”。在基于史料解读的基础上，陈著分析论证 了东南沿海族商的两大特征： 第一，东南沿海商人的活动基本以乡族纽带 为组织特征，其商业经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地 方乡族的力量相互依托，亦即作者所称的“族商”。 所谓族商，“简单地说，就是那些与本土家族、乡族 保持比较密切联系的商人”。在作者看来，所谓的 保持密切联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同宗族的人在 经商过程中利用家族、乡族的关系，相互扶持、相 互协作，形成某种形式的内部运作机制；二是商人 们的经营范围基本以本土的家族为核心据点，外 出的工商业者与本土家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 联系。 以此为出发点，陈著考察了清代福建晋江、台 湾杨氏族商的经济活动。福建晋江的沿海商人以 本家族为依托的外出经营模式，不仅能在经营过 程中相互联系和扶持，而且即使发生某种商业纠 纷，也比较容易解决。晋江的蔡氏族商，自康熙年 间以后大量移民台湾从事农业垦殖和商业贸易， 并将其活动拓展至东南亚一带。但是，其在泉州晋 江的乡族始终是他们从事海内外商业活动的轴心 点，他们立足于自己的家乡外出经商，但最后又尽 可能地回归自己的乡族。台湾杨氏族商，从清代中 期迁居台湾以来，并没有因为历次分家析产实力 下降，反而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奥妙即在 于，“杨氏家族在历次分家析产时，都给家族留存 了一定数量的共有财产。……而在台湾的杨氏家 族，家族的共有财产还具有更为积极的经济意义 在内，即它可以作为一种资本，通过不同的经营方 式得到良性的增长”，同时，“自清末以来，这个家 族逐渐形成了一套家族共有财产管理以及遴选、 任用及监督家族共有财产管理人的机制”。 由此，陈著对于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问 题即家族组织下的分家析产制度给出了常识性的 解答。以往人们对于传统社会的分家析产多有诟 病，认为在生产规模和效益得不到显著扩大的情 况下，个体经济的分家析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财产的零碎化，从而阻碍资本的积累并最终 导致社会以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方式运行，无法在 原有基础上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陈著通过一个 个具体的事例表明，明清东南沿海许多商人家族 虽然历经近二百年的殖产与分家析产的沿袭过 程，家族规模与经济实力并没有由此日益细分萎 缩化，甚至还出现有家庭或家族在屡屡分析之后 而仍然不断扩展壮大的事实。所以，“这种传统的 家庭、家族财产分析继承制度，并不一定将对日后 家庭、家族的经营发展产生十分明显的负面效 应”。 第二，明清东南沿海族商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处于不断地转变之中，在民间社会形成了一个具 有多重性格的新阶层“商绅”。所谓“商绅”，指“商 人与士绅或者是身份的结合，或者是二者相互协 作，共同成为在地方基层社会管理控制中起主导 作用的阶层”。作者依据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契约文 书，全面分析了商绅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 明清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是，乡绅 阶层在民间基层社会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日渐凸 显。其实乡绅若想在民间社会有所作为，必然的要 和商人实现结合，如此才能更好地推进地方基层 社会事业的顺利开展。如果某些乡绅同时具有商 人的经济实力，那么这种二者兼有的地方势力，其 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将会更加明显。泉州黄氏家族 在由一个农业家庭进入工商业的行列后，开始热 衷于社会事务，他们不但广交当地的名门望族，而 且依赖其经济实力，借助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 新 书 评 介 71 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逐渐实现“商”与 “绅”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泉州地区具有士绅 声望地位而又经商致富的黄氏家族，就自然而然 地成为这一地区乡绅阶层的领导者，而由黄氏族 人所倡导的各种事务，都能取得比较良好的社会 效果”。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提出了一个“商 绅”概念。通过对这一具体个案的详细剖析，作者 进一步思考了乡绅在基层社会的历史作用问题。 指出，至少从清代中期以后，家族商人及乡族商人 在地方基层社会管理上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一点 也不比所谓的士绅逊色。因此，对于清代中国基层 社会的管理状态，陈著作出了可能更为切合实际 的描述，“士绅与商人的相互结合，二者共同在地 方基层社会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也许正是清代 中后期以来中国基层社会乃至地方社会控制管理 体制转变的一个趋势”。 在研究方法和史料运用上，陈著秉承了社会 经济史学派的基本思路，即：在搜集史料时，除正 史、官书之外，应注重于民间的搜集，以民间 文献证史；广泛地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 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 与死文字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 证史。在探讨经济史中，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 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 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3]。通读陈著，我们发现其 所应用的史料多为未曾为人发掘的民间契约文书 和实地考察所得的碑刻、铭文等。不治史学，难以 理解史料的宝贵和研究者获见新史料的惊喜。正 是这些新史料为作者在老问题上的新潮流研究提 供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可贵的是，陈支平教授将这 些几十年苦心搜集的珍贵史料影印出版，嘉惠士 林，真正体现出一个学者将学术视为天下公器的 宽阔胸怀。 就方法而言，陈著特别注重从最基本的史料 出发，开展对具体历史过程和社会细部的考察。先 前关于中国古代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究，之所以 越来越多地显露出种种弊端，就在于不管研究者 承认与否，其头脑中总是有意无意间先有结论，而 后根据结论寻找适合的材料，或者依据数条材料 作简单地是此非彼的所谓辩证分析。实际上，就中 国古代商业史研究而言，无论是积极的结论还是 消极的结论，我们若想找出一些材料来印证极其 简单，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处理与自己观点相左 的材料。此时，多数人选择了格勒定律：如果事实 与理论不符，这事实必须被抹去。使用这些被精心 选择的所谓典型史料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李伯 重先生所论及的“选精法”和“集粹法”将导致历史 研究的“虚像”[4]，我们无法探知历史的真相。这种 粗线条勾勒，使看似带有普遍意义的宏大叙事往 往经不起简单的推敲。就历史研究而言，对过程的 描述和细部的考察远比得出若干条结论更为重 要。我们越深入到历史的深处越能洞悉其无穷的 奥妙，同时也越能发现所谓历史发展规律其实就 是基本的常识。关于这一点，陈著无疑给了我们绝 佳的诠释。 长期以来，人们争执不休的话题之一就是人 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对于当代社会有没有作用， 它存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甚至某些极端主义者 不停地在刻意追问历史学究竟能干什么。他们不 明白的是那些看起来对现实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 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只要有求真的欲望， 只要怀有知识分子所天然禀赋的家国天下的责任 感，历史学便有其存在和勃兴的价值和机遇。陈著 中对于族商、中国改革的路径、家族经济、环闽台 海洋经济圈等问题的思考，无不洋溢着浓郁的人 文气息。余英时在评价杨联 的论著时说：“杨先生 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 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问题，不但 有客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5]细览陈著，实 有同感。 【作者简介】王尊旺，男，1975年生，山东巨野人，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09.（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特此说明。） [3]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前言）[M].北京：中华书 局，2007. [4]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M].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5]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 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新 书 评 介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