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常的体验网站,请在浏览器设置里面开启Javascript功能!

邵培仁,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

2012-08-24 11页 doc 68KB 66阅读

用户头像

is_430035

暂无简介

举报
邵培仁,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 邵培仁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地方既是人类从事某一行为的地方,也是由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它不仅对媒介地理学体系构建、而且对社会建构和文化记忆均具有重要作用。作为认识地方的主客观维度的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意象是其理论支撑,影视媒介是地方感表达、塑造和构成的重要载体,而新媒介则催生了具有更加多元和广阔视野的“新地方感”。媒介可以通过对地方整体、特殊和具体价值的肯定建构地方性,但仅靠当地少数媒介难以形成影响,必须整合大量媒介共同发力才...
邵培仁,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
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 邵培仁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地方既是人类从事某一行为的地方,也是由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它不仅对媒介地理学体系构建、而且对社会建构和文化记忆均具有重要作用。作为认识地方的主客观维度的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意象是其理论支撑,影视媒介是地方感表达、塑造和构成的重要载体,而新媒介则催生了具有更加多元和广阔视野的“新地方感”。媒介可以通过对地方整体、特殊和具体价值的肯定建构地方性,但仅靠当地少数媒介难以形成影响,必须整合大量媒介共同发力才能使地方性得以凸显。 [关键词] 媒介地理,地方,地方感,地方性,媒介空间,文化记忆 Temperature of Plac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of Element of Media Geography SHAO Pei-re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China) Abstract: Place is the space where human beings take part in some kinds of action, and it is also the total impression formed by percep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construction of media geography,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As theory support of sense of place,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image which are used for knowing places from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angle, movie and television media are important carriers for expressing, constructing and forming of sense of place.Media can construct topos with affirmation of the whole place, special and detailed value. However, it rarely take effect by few local media. Topos can be highlighted by the action of integrated media. Key words: Media geography,Place, Sense of Place, Topos, Media Space, Cultural Memory “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够变成有害的和摧毁性的。”[1]地方作为同世界相区别的一个概念,正在因为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消解与重构而在文化传播领域被激活并处于复兴阶段。原先第三世界中的一些国家迅猛发展并跻身第二世界甚至第一世界,而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中的一些国家也一不留神导致破产跌入了第三世界,南方与北方国家的位置更是不断切换、变幻莫测。唯有地方成了文化和符号的神圣领地,成了传统美德和人文历史的鲜活载体。因此,在传播与媒介领域中激活和强化地方感和地方性,并将其控制在合理的适度的有益的范围之内,不仅可能成为对抗和消解传播全球化、文化同质化的利器,而且对传承美德、弘扬传统、文化记忆和社会建构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地方是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 地方(Place)是与媒介地理学中的空间、景观、时间、尺度相并列的五种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最为复杂的地理概念。对于地方,我们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辞海》对“地方”的解释是:“领域”、“处所”以及“我国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的统称”。[2]《简明牛津词典》给出的“地方”的含义有20多种。在西方地理学史上,地理学家使用“地方”的方式和情境是多种多样的,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Hartshorne)首次提出将“地方”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他认为,地方对于地理学学科特点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地方是使地理学成为独特学科的原因:地理学应当研究唯一性而非普遍性。二战中,一些地理学家由于对地方研究浮于表面而对地方研究产生怀疑。同时,在战后以专业化为规范的背景下,许多地理学家强烈感受到使地理学更为严谨精确的必要性。因此,二战结束后,作为人文地理基本概念的地方及其相关研究被打入冷宫。新一代的地理学家学习和运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努力将地理学打造成为一门空间科学,地理学也不再努力探寻其个性化和独特性,而试图像物理学家那样发现相似性、规律性和普遍性。但是,这种对数量化研究近乎新教徒般的狂热,又将地方研究推向绝境,成了“没有人的地理学”。 直到70 年代,索尔(Sauer)、鲁克曼(Lukerman)与段义孚(Yi-Fu Tuan)等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挑战传统观点,认为空间科学是“非人文的”,它忽视了人类生存中的主观的、定性的、情感的方面。在他们看来,“地方”表示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态度,强调主观体验而非空间科学的冰冷生硬的世界;人们不是生活在地理空间的框架中,而是生活在充满内涵的人的世界中。鲁克曼提出,地理是关于存在各个地方的世界的知识,而地方是在一个与其他地方通过人流、物流产生关联的特定区位的自然和人文组合。他认为,“地方研究是地理学的主题,因为地方意识是立即而显见的真实的一部分,而非精细复杂的论题;地方知识是个简单的经验事实。”[3] 人文地理学先驱爱德华·瑞尔夫(Edward Relph)对此做出总结并给出了地方的新定义:“地方是通过对一系列因素的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因素包括环境设施、自然景色、风俗礼仪、日常习惯、对其他人的了解、个人经历、对家庭的关注以及对其他地方的了解”。[4]在经历了20世界中期的暗淡之后,地方重新成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人文地理学家不断丰富并扩展了地方的含义。 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的著作《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中论述了地方的含义。他认为:“地方可以用很多方式定义,其中之一是,地方是任何能够引人注目的固定目标。注视一方全景时,视线只会驻留在我们感兴趣的点上,每次停顿都足以产生地方意象,在我们的视野中,暂时形成庞大的阴影。”[5]。他主张将一座城市整体作为一个地方,认为“城市是一个地方,主要是意义的中心。它具有许多极为醒目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传统的城市象征化了超验与人造的秩序,而与现世或地狱的自然之狂乱力量相对抗;其次,它是理想的人类社区之代表。”[6] 爱德华·瑞尔夫(Edward Relph)在其名著《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中写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方既非独立的经验,亦非可以用地点或外表的简单描述所能定义清楚的个体,而是在场景的明暗度、地景、仪典、日常生活、他人、个人经验、对家的操心挂念,以及与其他地方的关系中被感觉到”。[7]瑞尔夫认为,地方的本质是“并非来自其位置,也不是来自其服务的功能,亦非来自于居住其中的社群,或是肤浅俗世的经验。地方的本质主要在于,将地方定义为人类存在之奥秘中心的、无自我意识的意向性(unselfconscious intentionality)。地方是被意向定义的对象,或是事物群体之脉络背景,它们自己可以成为意向的对象。”[8] 在当代人文地理学中,地方一般有三重含义:作为地方讲,它是地球表面的某一个点;作为地方意识讲,它是个体或群体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群体中的作用;作为场所讲,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9]作为“场所”,地方是指人们展开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尺度,它既是日常生活和面对面交往的客观舞台,又是人们产生和表达情感的主观场景。它既有强烈的地方化色彩,由有强烈的非地方化特征。每一个场所都是唯一的,但又具有与其他场所相同的特征。 总之,地方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意趣和模样了。从传播与媒介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地方(Place)既是人类从事某一行为的地方,也是由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它具有以下特征:(1)地方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亦即地方是不断变化的过程;(2)地方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地区的分隔边界已经越来越不具有实质的意义:(3)地方不只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的感受和叙述:(4)地方不是单一的认同,而是独特的感受,承认并尊重地方之间联系与差异显得非常重要;(5)地方的特殊性不具有专利权,它是可以克隆、复制和再生产的。传播全球化和媒介融合化的大趋势并非意味着一种均质化、复合化过程而使各个地方日渐趋同。相反,全球化的挑战已经促使人们有所警觉,进行反思,认识到地方的个性差异与地方的相互依赖同等重要。地方完全可以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桥梁和纽带,也可以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切换点和扩散地。 二、全球化视野中的地方意义与维度 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中,我们更加关注在传播全球化、世界均质化的前提下,地方是否仍然能坚守其原有的个性、美德和特色?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的背景下,地方是否仍然能作为秉持差异性的一个空间而存在?如果地方真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全球化就意味着地方的末日,传播的地方性正在被“淡化和削弱”,媒介大同的社会即将出现,那么我们是听之任之呢,还是积极行动起来?这些问题,反映出我们对于地方含义的深入想象和对于全新挑战的高度忧虑,同时也体现出当前传播科技、媒介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实际上,地方无法脱离具体的环境与实际而存在。一个地方所拥有的历史往往与实践分不开,正是实践中形成的历史、文化、语言促成了地方的意义与差异;而地方又反过来对实践施加影响,强化其个性特色、权利关系和社会秩序。 地方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特定空间与时间相融合的社会存在。它的意义是变化的和可强化的,也是可以重新设定和赋予的。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在其著作《地方与政治》(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1987)中将地方的含义设定为三个维度:(1)地方(place):即从事某一行为的地方,比如城市。这一维度往往是具体行为的发生地,是能予以标示的对应物。(2)位置(location):置于广义社会关系的地方,比如与国家政治或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城市位置。这一维度的地方可以用方位关系来使其具体化。(3)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指地方的主观维度。对于地方感的体验,往往与人们的主观思维、观察事物的角度、以及媒介的作用等等密不可分。[10]三个维度由实到虚、由具体到抽象、由客观到主观,层次分明,有很强的解释性。 对于地方,还可以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加以设定和分析。从空间维度看,地方主要表现为地球表面的某一个具体的或想象的地点或范围,这个地点或范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小到一条街道、一幢媒介大楼、一个演播室。在一定的参照体系中,地方既具有自然的地理的形貌,又具有社会的文化的特征;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同时,地方概念中存在着时间的维度。由于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千年前西安与眼前的西安、百年前的印刷厂与现在的印刷厂,不论是景观还是规模均在时间维度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当我们讨论和描述具有某种特征的地方(如报社、电台、电视台、剧院、影院)的时候,只有放在特定的时间维度中才具有意义。 人们还可以通过文化维度和媒介维度来识别和理解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具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媒介文化,因而也形成了具有当地特点和风貌的地方性。所谓的燕赵文化、秦晋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两淮文化、江西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青藏文化、新疆文化等,其实都是特定地方的历史文化。而不同的地方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和媒介风格,如北京和上海的报纸和电视风格就迥异其趣。[11] 作为处于地方中的人,通过地方文化的体验来寻求自己的归属感,而地方文化总是与人们对于地方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广场、公园、酒吧、茶馆、饭店等,不仅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其本身的文化意义也成为地方的一种标志。在不同的地方总能发现不同的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和不同地方的方言)、区域划分以及生活习惯。这些差异和个性需要通过媒介予以叙述和展现,同时媒介本身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地方印记(如中国日报、浙江卫视、钱江晚报)。因此,积极地反映地方、报道地方,帮助受众确定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认识这一空间中的历史、人文与现实,培养人们的地方感与归属感,既是媒介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也是它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三、消失的地域与媒介地方感的形成 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指一个地方的特殊性质,也指人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依恋与感受。前者强调这个地方的物理或形式或历史特性,使它成为具有特殊意义与象征或值得记忆的地方;后者则强调个人或整个社区借由亲身经验、记忆与想象而发展出来的对于地方的深刻依附,并赋予地方浓厚的象征意义。因此,地方感涉及客观与主观两方面。 对地方感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我国古代的住宅风水《黄帝宅经》:“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人与天道自然感应相通,而天地宇宙,又为一人之身。西方近代地方感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环境心理和感知研究。凯文·林奇(Kevin Lynch)是人与环境关系研究的先驱之一,其著作《城市意象》从环境设计视角为地方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林奇认为:“城市,是人的城市,因为人是城市的营造者,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城市“是团体之间沟通符号的元素,也是集体记忆共同尊崇的目标……凡是内心里保存着一个良好的环境意向的人,一定会获得情绪上的安全感”。 [12]中国古人更是将家与“特定的场景的关联”直接等同于身体,“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黄帝宅经》)这种“切身意见”和“身体比喻”可以认为是地方感的一种生动体现。 段义孚(Yi-Fu Tuan)和莱弗(Relph)等学者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地方的本质等方面对地方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段义孚把恋地情结(Topophilia)引入地理学中,用于表示人对地方的爱恋之情。段义孚首先提出了地方感的概念,他认为地方感包含两个含义:“地方自身固有的属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附)”。他的成名作《恋地情结》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教材。赖特(Wright)则提出敬地情结(Geopiety)一词用于表示人对自然界和地理空间产生的深切敬重之情。[13]斯蒂尔(Steele)则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创造了地方,地方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14]总之,在地方感的形成过程中,人的思想和感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方感是关于人们对特定地理场所(setting)的信仰、情感和行为忠诚的多维概念,主要包括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和地方意象(place image)等研究领域。[15]地方依恋由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与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两个维度构成,地方依赖是人与地方之间的一种功能性依恋,而地方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地方认同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地方意象(或地方映象)研究也涉及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关系。在目的地映象研究中,映象是一个集信任、印象、情感和评价等要素于一体的概念,包括感知/认知和情感评价两方面。[16]因此,地方感是一个包含复杂层次的心理机制,其产生原因也多种多样。 一是对故乡和家的依恋。故乡和家是人们产生地方依恋的主要地域,故乡承载了人们儿时的记忆,而家则代表了一个温暖的港湾。故乡和家都能给人一种温暖、安全、熟悉、美好的感觉,对故乡和家的依恋是人类永恒的心理情结。日本影片《望乡》表现对故乡思恋,就是让那些长眠妓女的墓碑始终背对着远在东京的故乡。 二是对宗教圣地的朝拜。宗教对地方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地方感通过宗教仪式、古器皿的使用、讲故事和地方朝觐等社会化过程形成。宗教场所具有的神圣性使人们对其产生强烈的地方感。宗教地方感能引导人们对特定地方的向往、朝觐,形成某种居住偏好和产生与地方相关的行为。耶路撒冷、梵蒂冈、麦加等地是闻名世界的宗教圣地,每年在吸引宗教信徒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与天主教是在我国流传的五大宗教,在全国各地留下了众多的寺庙、宫观、石窟、教堂等宗教场所与遗迹。著名的宗教场是众多宗教信徒和旅游者心目中的朝拜圣地,具有特殊的地方意义。 三是对自然风景的痴迷。神奇的大自然和优美的自然景观是让人们为之痴迷的主要吸引物。人们对一些具有优美自然景观的地方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地方感,如“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归隐田园,唐代诗人王维隐居终南山辋川别业,当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十上黄山,都说明了他们对某些自然风景痴迷至极。 四是对文化底蕴的归属。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会让部分人产生很强烈的归属感,一些地方也成为了某种文化的象征与代表。如苏州、杭州能够让人想到江南水乡的婉约、细腻与繁华,西安能够让人感到中国古代汉唐盛世与厚重的文化积淀,大理、丽江让人联想起的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 建立地方感的主要依据是地方性,而地方性又可分为许多类型。一是地方的自然特征,如地形、气候、水文等,例如乌镇的小桥流水、海南的椰林树影。二是地方的特殊物产,如景德镇瓷器、东阳木雕、惠山泥人等。三是特殊的历史事件和节庆,如卢沟桥之于“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之于西安等。四是特殊的人物和建筑物,如孙中山与南京、苏东坡与杭州、北京鸟巢、杭州雷峰塔等。地方特性的意义是由人来赋予、强化、认知和接受,这是一个人与地方互动的过程,是人的空间活动、空间认识以及空间的特殊形式。意义与功能之间的互动,创造了极富深意且埋藏于人类记忆与意识之中的地方感。 在当代社会,地方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种“空间文化意象”来塑造,地方感体现出商品化趋势。地方感经常伴随着视觉化的意象,也就是空间文化意象的营造。在当下社会中,旅游业日益发达,许多地方都开始营造它们独特的空间文化意象与地方感,以便吸引游客,带来经济效益。换言之,地方感及其意象成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其商品价值在于是连结此意象和感觉的“符号价值”。此外,将地方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来保存或保护的观念也日渐盛行,受到保护的文物或古迹体现了地方的文化意象,因为人们的地方感是与当地的文化意象密切相关的。 在地方感的产生和商品化过程中,媒介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古人地方感的产生主要是依靠亲身体验,那么现代人地方感的产生则主要依靠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在当今社会中,媒介为我们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感知体验与方式,但当这种体验遭遇电子媒介时会发生一些变化。在谈论地方感时,人们经常会以视觉的语汇来表现。同时,一个地方是否具有“可意象性”、“明晰性”或“易读性”,是地方感的重要判别标准,而这些都是属于视觉层面。我们正处于一个影像时代,我们经常是透过影像来认识世界的。在媒介影响构建的空间中,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正是通过媒介塑造的“地方特性”人们才会产生地方感。在影像时代,一个地方的文化意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这就是地方影像再现的部分,也就是被人们看到与感受到的部分。可以说,当今社会地方感的塑造,越来越多地是透过影像再现来表达与构成的。 梅罗维茨曾在《消失的地域》(2002)一书中指出,电子媒介跨越地理的边界而制造出“情境合并”的“无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是对实质性的人际交流模式的冲击,从而改变地理边界。场景、地点、地域的意义不再与物质地理关系密切。于是,人们不再依靠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来建立共同的情感与记忆。在地方这个维系传统文化的物质地理空间,由于新媒介样式的出现而淡化了它的特征。对实体边界的过分关注,使我们忽视了据悉由边界确定的很多实体正从内部瓦解这一事实。但是,地域真的消失了吗?实际上,新的媒介样式不是制造了“无地方感”,而是催生了具有更加多元和广阔视野的“新地方感”(new sense of place)。因为人们可以经由媒介提供的认同方式,形成新的地方体验,使得遥远国度的新闻也会成为我们的关切。媒介在地方感的塑造过程中,其作用也并不是单一的。一方面媒介可能在其呈现的全球景观中削弱地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对地方历史文化的阐释而突显地方感。因此,地方在媒介的作用下,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而媒介将这些地方形象的碎片进行拼接,又显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 媒介再现地方图像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再现都与现实相符合。媒介中的城市景观,往往只是一种媒介的真实,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塑造出来的。媒介在某种意义上组织甚至控制了地方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可能均衡反映地方中各个社区的立场,而只能按照权力关系的对比来决定其对地方意义的阐释。例如,很多人将北京奥运场所和上海世博园视为旅游胜地,心向往之。而事实上,人们对于这两个场所地方特性的认知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报道之上的。 四、地方性:是媒介的进步还是倒退? 媒介与地方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媒介具有地方性,媒介的地方性在形成媒介特色和保护地方文化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而与地方性相伴而生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既可能造成媒介产品的同质化,使其失去地方性;也会受到地方性的反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地方媒介开始崛起,从“晚报热”到“都市报热”,从地方剧到方言节目,从报纸到广播电视,地方媒介的崛起一方面标志着地方文化尤其是都市文化的兴盛,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某种价值缺失和认同危机。 地方作为媒介传播信息的对象,在媒介的作用下会产生各种地方意象。媒介中的地方被塑造为作为符号的地方、作为场所的地方和作为符号消费的地方。 空间和地方的同时在场决定了媒介有其固定的特质,赋予了媒介根深蒂固的地方性。媒介的地方性是媒介与生俱来的本体属性之一,它影响和决定着媒介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 对于“地方”和“地方感”概念来说,地方性是我们引入的一个新的概念。地方具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社会文化的变迁会使得用于界定地区范围的地方特征发生变化,因此具有某种特征的地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中才会获得特殊的意义。地方性指的就是这种特定时间和空间跨度中的地方特征。地方性具有特性和共性,同时也具有稳定性和动态性。地方性体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因为地方是单一的,地区性所体现出来的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的组合不可能重复;同时地方性也体现出一些共性,在互相依赖的世界中地方具有某些共同点。就像报纸、杂志、图书等媒介都是从内容到形式各不相同的个体,但它们又都具有共同的物理学属性。地方性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地方的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是固定的;同时地方性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时间的长河中,地区的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总要经历各种变迁。 因此,所谓媒介地方性,就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媒介因其与所在地方的人口素质、文化生态和社会条件的特定关联而表现出来的共同特性。地方性阐述的是媒介地理的一种属性,其中包含了人、媒介、地区及地区的社会文化条件之间的关联。由于地方概念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双重维度,媒介的地方性关注的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媒介所表现出的共同特性。地方性反对以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来看待媒介,而将媒介放到与地方环境的真实联系中去研究;地方性关注的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的特殊性,以此作为对单一、普遍的价值观念的抵抗;地方性提倡的是在具体的环境中用具体的方法研究具体问题,任何固定的程式和僵化的教条都是与其内涵相悖的。因此,媒介的地方性包含了对整体、特殊和具体价值的肯定。 由于地方性具有特性和共性、稳定性和动态性,媒介地方性也具有相应的特征。在媒介地方性的概念中,“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关注的是媒介地方性独特性,而“共同的特性”关注的是媒介地方性的共性。[17]特性与共性只有在某种界定中才具有意义,这个界定就是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空间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随着时空范围的变化,特性与共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地方的某家媒介组织由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形成一定的特性,当这种特性为地方的其他媒介所效仿,媒介的特性也就转变成了地方的共性。同时,特性与共性又是相辅相成、互为联系的。一个地方的媒介,其内部共性越明显,那么从更大范围的外部来看,它的特性或地方性也就越清晰。 媒介地方性的特性和共性犹如硬币的两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使得媒介地方性具有复杂而微妙的差别。把握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差别会使媒介在地方性的特性和共性方面游刃有余,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同时保持了地方特色。 媒介地方性还具有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特征,稳定性是指某一地方的媒介在长期的文化历史积淀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地方特色。例如,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差别在媒介地方性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京派文化下的媒介以硬新闻报道为主,注重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思想性,关注舆论导向;而海派文化下的媒介则表现出信息的多元化特征,传递信息更具有趣味性。但是,媒介的地方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媒介的地方性也不断发生变化。   因此,媒介地方性不是靠当地少数几个标志性媒介来体现的,只有当地方大量媒介共同反映某种特色时,媒介地方性才能得以凸显。与地方特性相融合的媒介以一定的规模进行传播时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体现的正是地方媒介的深刻价值。 【作者简介】邵培仁(1953—),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课题项目]此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媒介地理与媒介生态研究》(06JDCB001ZD)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美]苏珊·汉森主编:《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肖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4页。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636页。 [3] Lukerman F. Geography as a Formal Intellectual Discipline and the Way in Which It Contributes to Human Knowledge, Canadian Geographer,1964 , P168. [4][7][8]王志弘:《流动、空间与社会》,台北: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144页,第145页,第148页。 [5][6]段义孚:《空间与地方》,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161页,第161页。 [9] [英]萨拉·L霍洛韦、斯蒂芬·P赖斯、吉尔·瓦伦丁主编:《当代地理学要义——概念、思维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33页。 [10]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48页。 [11] 邵培仁、潘祥辉:《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2] [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13] [美]R.J.约翰斯顿著:《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66页。 [14] Steele F. The sense of place. Boston: CBI Publishing, 1981. [15] 黄向、保继刚、Wall Geoffrey:《场所依赖: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旅游学刊》2006年第9期,第19-24页。 [16] 唐文跃:《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旅游学刊》2007年第11期,第71-74页。 [17] 郑拓巍:《传媒是地区的——传媒城市的建筑学研究》,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28/5368193.html,2007/02/05。 ——邵培仁:《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6卷第5期,总157期,第143-148页。 �关于方言地方性问题,参见邵培仁、李雯:《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疑虑与拷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邵培仁、潘祥辉:《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11
/
本文档为【邵培仁,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请使用软件OFFICE或WPS软件打开。作品中的文字与图均可以修改和编辑, 图片更改请在作品中右键图片并更换,文字修改请直接点击文字进行修改,也可以新增和删除文档中的内容。
[版权声明] 本站所有资料为用户分享产生,若发现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客服邮件isharekefu@iask.cn,我们尽快处理。 本作品所展示的图片、画像、字体、音乐的版权可能需版权方额外授权,请谨慎使用。 网站提供的党政主题相关内容(国旗、国徽、党徽..)目的在于配合国家政策宣传,仅限个人学习分享使用,禁止用于任何广告和商用目的。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