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

null第 十 章第 十 章农业起源 与新石器时代革命一 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一 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 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 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 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9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 一个问题是：稻谷起源，何处是摇篮？ nullnull二 “发现论” 的解释二 “发现论” 的解释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起源原因无需深究。 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 ，而传播论倾向认为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三 理论的进展三 理论的进展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考古学转向探索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 这项工作需要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四 人口压力理论 四 人口压力理论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 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 。 五竞争宴享理论 五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 。 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 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在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 六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 六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 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 其论点是，在饥谨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有在饥谨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 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 张光直十分赞同这一理论，并将河姆渡河台湾的大坌坑为这一理论的实证依据。 七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七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 。 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这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 八 考古学观察 八 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 九 长江下游稻作起源九 长江下游稻作起源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 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 。 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下面从经济背景，稻谷研究，生产工具和农耕规模来探讨长江下游的稻作起源的生态和社会因素。十 经济背景 十 经济背景 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并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动物群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 河姆渡遗址出土各类动物61种，各种鹿类，数倍于家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计有各类动物33种 ，各种鹿类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晚期的37%。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晚期的9%。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有动物20种，家畜占15%，野生动物85%。 崧泽遗址的动物计有9种，家畜占26%，野生动物占74%。 良渚文化早期的龙南遗址出土动物12种，家畜70%，野生动物30%。 马桥遗址良渚时期的动物计有13种，家畜占56%，野生动物占44%。 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 。 nullnullnullnull十一 稻谷形态学分析 十一 稻谷形态学分析 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 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 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了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 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须太长的时间。 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 这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null十二 生产工具 十二 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 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 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犂、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犂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 nullnullnullnullnullnull十三 稻田与耕作 十三 稻田与耕作 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 对澄湖甪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100平方米以上 。 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植硅石分析与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 。 十四 讨 论 十四 讨 论 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 。 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 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 。 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null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 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 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 ，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 。 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nullnull十五 小 结十五 小 结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 从稻作农业的发展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 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