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外围论（一）

明清小说外围论（一） 明清小说外围论(一) 前 言 江苏省是明清小说研究的繁盛之地。这里有众多的学者和名家，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在这样难得的人文环境下，我虽先天不足，却也得天独厚，能够接触到许多学术前辈，结识许多学术朋友，学到许多小说知识，并在闲暇的时间内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不成熟的见解记录下来，连缀成篇。 翻检以前所写的论文难免浅显、零碎、粗疏，但却有一个特点:即总体上侧重于客体论的研究。客体论是小说研究中的弱项，是跨学科的。为求教前辈和同仁，我不揣孤漏，大胆将这些尝试之篇汇文成集，出版这本小书。 客体论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文学创造和文学消费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个过程浸润着社会思潮，反映着社会面貌，直接或间接地回答社会问题。其间有社会学的视角、文化学的视角、价值学的视角。它还与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信息学有着不解之缘。 什么是文学创作的客体,客体就是社会生活。然而，这个社会生活很特殊，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自然观上的物质世界。文学作为意识活动，既可以把物质世界作为创造客体，也可以把客观存在着的特定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文化氛围、历史情境和作家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作为创作客体。我能够找到这样的研究方向，其实并不是偶然的。我长期以来做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深知对于研究的重要性。我有幸师从赵国璋、李灵年等先生做一些工作。1985年我的第一篇习作《评宋元话本市民意识的两重性》，就是在李灵年先生的指导下，得以鄙陋之资厕身于"优秀毕业论文"，被《明清小说研究》刊出的。自此，我便进一步深入到这一领域，在前辈学者的鼓励下间断地做一些微观研究。此后，我又师从南京大学宋林飞先生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师从马景仑、韩陈其先生学习语言学。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不知不觉中把所学到的一点皮毛融入研究明清小说的思路中去了。 照此看来，这本书该叫"明清小说客体论"的，但窃以为自己还没有进入研究的高境界，充其量只在外围，感到还是定名为"外围论"更妥贴。一来标明本书的理论框架趋向于客体研究;二来也表达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自惭之心。值此，我要感谢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吴圣昔先生、王同书先生等，没有他们，我不会如此认真地来做这件事。研究是一种享受。我时常为能抽暇读书而感到幸福。我为古代小说家们对生活的理解和表现而惊叹，常常禁不住拿起笔来，把一些画面草绘下来。本书中所选配的几幅画正是即时的涂鸦。我深知为文尚在"外围"，为画更是戏笔。总之，不当甚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各位前辈和同行批评指正。 一、 社会论 1、群体与价值意识的整合 ——论明清小说的时代性 明清时代，是白话小说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岁月。此时的白话小说不仅数量浩繁，而且以其辉煌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在数千年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据有很重要的位置。 通俗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的主流，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自诞生那天起，身份就不甚高雅。既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的堂皇遭际，又不像"诗言志、歌咏言"那样受圣人青睐。它无"经"可"崇"，也无"圣"可"征"，注定了属于世俗民间。它的崛起经过一个文学的启蒙、继而诞生启蒙文学的艰苦历程。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城市阶级。阶级使社会群体重新划分，群体的价值意识也必然出现不可逆转的整合。法国着名史学家、批评家丹纳把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作"精神气候"，他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文化是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生存的表现，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那么，明清小说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上，又是由怎样的读者、作者群体介入进而完成形而上的文学活动的呢, 假设文学活动是一个整体，那么，它是螺旋式循环的。它由四个环节:世界、作者、作 品、读者所构成。人类生活的世界不仅是作品反映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共同生存的环境;读者这个群体不仅是阅读作者的人，而且是与作者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双方通过作品进行潜在的精神沟通;作品是显示世界的"镜子"，是作者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又是读者能动接受的对象。本文所论及的侧重点在于小说的客体，即作者、读者群体价值意识的整合。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中的最高层次，它表现出某个社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经过长期生活实践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和心理定势。然而，任何价值观并非亘古不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更新最终会动摇价值观的根基。说到底文化的变迁是价值观的变迁;价值观的变迁是生产者自身的革命。白话小说在明清时代的流行代表着一种时尚与群体行为，时尚即一个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式和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在中国谁不知道《水浒》、《三国》《西游记》,去瓦舍听《今古奇观》、《说岳全传》;去书肆秘访《石头记》抄本，几乎成了不同人休闲、评世的重要方式～明清文化的变迁，在长长的过渡期群体意识是如何消长的，可概括出若干内容，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加以叙述。 (1)小传统加强，大传统弱化 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大传统和小传统，我们称雅和俗，即俗文化和雅文化，有文野之分。一个社会有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有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分野是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化;在基本群众当中和在统治阶层中流行的文化。两种文化风格各异，内容形式不同，也不完全同步，但两种文化处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它们之间有一种交流关系，大传统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浸透到民间文化，小传统文化又通过各种渠道升华为上层文化。小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最早见于《庄子》杂篇中的《外物篇》，庄子所说的"小说"，是指与"大达"对举的小道理。东汉时桓谭《新论》中也谈到"小说"，但已不是指那种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理"，而名之各种篇制短小、无法归类的杂书。一直到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小说 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的定义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曰:" 才与近现代的小说有了某种联系。《余嘉锡论学杂着?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写道:"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即天子为察民之好恶，便使士采传言于市而谤誉于路，士所传民 可见，无论是"小道理"、"杂书"，还是"稗官"，小说都处于末流而为雅所不语便谓之小说。" 赏。它们不能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相提并论。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是风骚。"三百篇"被抬上了"经"的宝座，并极力将其俗部分雅化，整理删定笺注训诂。骚辞则更是经雅人主体化的产物。从四言为主的杂言，到汉魏五言，诗的形式越来越严整，再经过南唐和初唐文人的反复雕琢，以近体律绝为标志，盛唐时已登上了古典诗歌的顶峰。其后的宋词和元曲，其演进的模式也是强辟蹊径，反复雕琢的。因而，这种阳春白雪只为文人学士和上层社会所生产和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其态势的不断强化与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相辅相成。 然而，下层民众也在我行我素地创造着里巷歌谣，南腔北调"下里巴人"。我国最初的白话小说出现在宋代。讲史和话本的创作者和欣赏者都是底层文化的大众。俗文学创作者大多是瓦市、瓦舍或瓦肆的说话人，欣赏者则是市镇里的那些小商贩、官匠、雇匠、店员、船工、苦力以及市井医生、民间艺人、商女、流氓、贫民等。瓦市的演出是市民群体所喜闻乐见的，因此聚集了大量的听众和观众。如此竟造就和养活了一支庞大的民间艺人和通俗文艺作者的队伍;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众化的市民群体的娱乐方式。他们除了维持温饱外，在闲暇时只要花费几文钱就可得到艺术享受，消除生活苦闷，弥补精神空虚，还可间接获得宝贵的生活经验。话本虽然不雅，却成为大多数受众的精神食粮。以至于连落魄的文人也来问津了，一些"书会先生"长期生活在下层市民当中，受到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浸染，成为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早期的通俗小说，比如元刊本《全相三国志平话》文笔粗疏简单，词不达意，粗具梗概，后来的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以自己的"雅"侵染俗文学，使小说文采斐然，面目一新。逐渐雅起来的俗文学蓬勃兴旺，任何鄙夷、压抑和焚毁都被都置之度外，无济于事。更让人注目的是征引"演义"的典故入诗入文的事越来越多。风气所及，文人们自己唱起" 下里巴人"来。比如《儒林外史》越出俗文化的范畴，如同"世说"一般，成为雅文化的补充和组成部分。 俗形式雅文学的文学格局从社会性来看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宋代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社会群体在群体规范和价值意识方面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 (2)真性意识加强，理念意识弱化 宋明之际，随着儒文化理念的僵化，理教对人的禁锢越来越多。可是，下层意识仍然在不断觉醒，促使俗文学冲破层层禁锢，茁壮发展起来。被朝廷和地方称作"坏人心术"的淫词小说和戏曲传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浸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思想源远流长，千年传统的礼教、伦理在人民的心上形成了坚固、厚重的沉淀，因此，自然本能、合理的欲念与儒家的纲常礼教常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宋元话本的作者首先觉醒了。他们熟悉市民生活，饱谙人情事故，他们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以故事来阐发下层社会的人生哲理。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两个毫不隐讳，其一，羡慕荣华富贵;其二张扬人性解放。二者一是倾向于物欲;一是倾向于情欲。这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背道而驰。比如通过对个人的肯定，塑造了卓然独立的平民形象。《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写郑州开笛艺人阎招亮慧眼识人，发现穷困潦倒的军兵史弘肇有"四镇令公"之仪，便把妹妹嫁给他，又发现无业游民郭威有"尧眉舜目，禹背汤肩"，"红光罩顶，紫雾遮身"，非常仰慕，毫不轻慢。后来两人果然发迹。"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大富大贵的奇迹也会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平民百姓们异想天开了，他们的扭扭捏捏少了。观念上发生了革命。 在宋元话本中流露最多的是肯定血肉之躯。拟话本有许多作品不光写爱情，而且写情欲，写以生理为基础的性爱。比如《张生彩鸾灯传》、《张舜美灯宵得丽女》写越州人张舜美上元观灯，与少女刘素香私自相爱，遂私奔同居，表现出市民对私通、艳遇的兴趣。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似乎更宽容、开放。其实，桑间濮上的两性关系文人学士也未必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囿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思想，不敢作淋漓尽致的描写。对于女子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更不敢表现出支持甚或歌颂。 这一创作倾向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市民阶层朦胧的民主要求，并开创了人情小说的传统。使中国文坛得以产生《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巨着。 (3)群体意识的加强，个体意识的弱化 鲁迅把宋元话本的出现称作"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学的大众化，大众化的文学艺术必定是产业化的，在供求关系上是"市场经济"。创作文体必须迎合接受主体，才能争取消费者、创造经济效益。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供求关系，它不同于艺术为宫庭、官署或贵族士大夫家的演出，对象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广大市民群众，性质纯粹是营业。既然作者、演出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经济联系，为了体现商业原则，市民文学作品必须是通俗、有趣并具有娱乐功能的。如此，作者作为一种新型文化消费的创作群体，必须弱化自我表现的个体意识;服从于听众需求的群体意识。 群体意识表现在作品的内容上，当然要表达市民群众大多数人都感兴趣的群体情趣，诸如对人情世俗的玩味，对风流艳遇的企望，对达官贵人的仰幕，对实用主义的崇拜……同时，表现在形式上，与知识分子文学唐宋传奇不同，话本语言不能是典雅的文言而必须是通俗生动的白话。当时的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都市里的商人所具有的书写和运算能力，掌握的人也不多。要使市民能听懂说话人的故事，话本必须是通俗的、"妇孺能解"的。话本、拟话本的结构形式吸收了唐变文的特点，由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四个部分组成，处处为了方便听众接受而精心。这种结构程式是凝固的、公共的，甚至是媚俗的，根本没有作者个人为表现自己的思想与情怀，为了内容的需要而创造的新的结构形式的空间。于是，作者个人意识不得不弱化到最低限度并听从于、服务于听众的群体意识。 (4)近距离观照加强，远距离寄托弱化 从社会意义上看，明清小说作者、读者的群体价值意识还表现在更加贴近生活。写实主义的兴起，缩短了小说与生活的距离，并带来了创作的根本性转变。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从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来看，我国古代历来有历史崇拜的习惯。在原始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权力之争，伦理道德上是一种原始的崇高风范。奴隶社会初期，统治者比封建社会显得宽厚仁慈。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孔子以"信而好古"作为自己的原则。他把文、武、周时代称为"小康"，把更遥远的尧舜时代称为"大同"，表示要"祖述尧舜，宪章文化"。自孔子之后，崇拜历史便成为汉民族的一种社会心理。以古圣人为楷模塑造自己成了社会改制、重建社会的。凡文人雅士作文的永恒题材就是崇拜古人，侈谈古事。《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载的北宋说话的五个科目中"讲史"、"说汾"、"五代史"，三个科目都是讲历史故事的。《都城纪胜》中所记载的南宋说话中的"四家"其中有两家讲史。"说铁骑儿"、"说经"中也有许多话本的内容发端于历史。圣人、英雄的故事象磁铁一样引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便是中国人生存状态、觉醒程度和心理需求的定势。 西方现代小说家享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生存的唯一理由是力图再现生活。"百姓们憧憬能在圣君贤相的统治下出现一个世道公正、安居乐业的清平世界，反映了百姓对君主的依赖。但是封建社会皇帝昏昧、奸臣弄权、土豪横行、兵燹连绵，一而再，再而三打破了百姓们的迷梦。由真命天子君临天下的太平盛世，由贤相忠臣缔造维持的公正世界，从永恒的理想变成了可望不可及的镜花水月。在这种情况下，君权思想的强大牢笼，再也锁不住近代民主主义的曙光。从宋元话本开始，白话小说显示出现实主义的某些端倪，其内容渐次全转换到百姓们的日常生活。白话小说的创作思维的定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作家觉醒的代表作品是《金瓶梅》。 《金瓶梅》是源自近距离生活的所得所感而创作的。它托言于宋代，其实写的都是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生活。它毫不客气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中笼罩在人物、事件上的理想主义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对世俗人生毫发不爽的真实描写。自此，中国白话小说的主流便沿着写实主义的道路坎坷向前，一路西去。 《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并且在思想艺术上大大超过了它，这是人所共知的。《儒林外史》则把写实主义的方法发展到近代的现实主义。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写世态人情，而且摒弃了《金瓶梅》对低级的自然主义描写。它消毒了市民阶层的低级情趣，提纯了爱情，贯注全书的是对知识分子畸变灵魂和由这些知识分子所支撑的封建政治****因素的批判，充满了严肃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近代写实主义作品的成熟对封建社会全部上层建筑是深刻的反思和改造。从启蒙文学到文学启蒙，中国人文主义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 2、评《宋元话本》中市民意识的两重性 当西方文学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笼罩下，反复咏唱着神权、帝王、骑士、贵妇时，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宋代已别开生面地兴起了用白话写成的以"市井细民"为主角的文学样式--话本小说。它的最初出现，至少比法国《列那狐故事诗》等城市文学早半个世纪;更先于但丁的《神曲》、薄伽丘《十日谈》两三百年;与日本的平民大众小说"御伽草子"相比，则几乎早了六百年。它的诞生，意味着在最古老的封建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民主思想萌芽。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凡中外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作品都鲜明地反映了当代自己那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激烈的新旧之争。作为一定社会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文学作品，相应地呈现出时代的复杂色彩，不自觉地成为明暗杂揉、瑕瑜互见的矛盾体，这是不奇怪的。但丁站在历史的分界线上，《十日谈》为欧洲近代小说开端，《浮士德》总结了封建文学，"御伽草子"表明平民登上了贵族世袭的"物语"领地，托尔斯泰成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都是因为它们的时代、世界观、作品中"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既使"他们的殿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但是，其自身反封建的光芒是遮掩不住的。他(它)们的着称于世，在于他们预示着未来的曙光。 十世纪末，赵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生产力得到较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使城市日益扩大繁荣起来。聚集在城市的市民阶层，一旦壮大，便顽强地要求表现自己， 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出身于市民阶层、站在市民立场上的小说作者，说话多取材于当时市民的生活，表现他们的理想、愿望。即使说的是前代，或其它阶级、阶层的故事，也无不与当代市民的喜怒爱憎息息相关。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这样生动记述:"说国贼从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石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从一侧面形象地表明了话本小说与市民阶层生活和思想意识的血肉联系。 但是，在政治上，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有增无减。在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有一千多年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有与中国传统伦理合流的佛教"鸦片"外，更有根据宋代统治集团的需要来阐述儒家思想的程朱理学的新的镣铐。凡此种种严密的思想统治，使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杂揉着两种互相联系又互相排斥的矛盾倾向。一方面，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萌发思变的愿望;政治的不合理导致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封建礼教的束缚加剧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宗教迷信的劝世使他们渴望个性解放。而另一方面，与封建经济的密切联系又生成了他们的依赖性;政治法权的威压使他们妥协动摇;封建道德的貌似公允让他们常怀着负罪感;他们的痛苦只能在谶纬迷信中暂时缓解。 从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宋元话本篇目可以看出:小说话本的主题以表现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最多。在题材选择上我们不难发现:市民民主思想的萌芽是选择了封建统治阶级忌讳最甚但鞭长莫及的领域最先突破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同时，又一定程度地表露出市民阶层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得至高无上的狭隘性。话本小说的作者和话本中人物形象身上的双重意识和双重性格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借助神意的外衣，肯定人的感情的价值。 表现出人道主义倾向与封迷信色彩之间的矛盾种种维护封建制度的伦理、 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要人们甘心忍受现实的苦难，宗教，实质上都宣扬"天道不变，死生有命" 做俯首贴耳的羔羊。而人有没有享受现世幸福的权利,有没有争取到幸福的可能,宋元话本在小说的领域里首先提出了疑问。《勘皮靴单证二郎神》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妇女的不幸命运。宋徽宗后宫的普通妃嫔韩夫人，因不堪忍受禁闭式的生活，在明媚的春光里奄奄成病。只一偶然的机会，她见到了木雕泥塑的二郎神，竟会生出一段爱慕之情。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韩夫人所以上当受骗，只因为她极少有机会与男性接触，正常的情感得不到伸发。而皇帝后宫里却笼禁着三千这样的妇女。《志诚张主管》里给领军统帅王招宣做妾的小夫人，只为"一句话说得破绽些"说被"情愿白白里把与人"嫁给了"须眉皓白"的胭脂绒线铺老板张员外。出于爱惜青春和对买卖婚姻的不满，她主动去追求店里青年伙计张胜并私赠钱物与他。但终因处处越轨，愿望不遂，被迫自杀。对于韩夫人、小夫人的可悲遭遇，作者的态度基本上是同情、不平的。客观上控诉了封建制度扼杀人性的罪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公开合法的淫乱，作为封建婚姻的补充，另一方面又有板着面孔的孔孟之道:"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张生彩鸾灯传》中的刘素香、张舜美无媒自合，在一个灯宵之夜相爱。舜美愧己在穷途，无纤毫奉报。素香却说:"我爱子胸中锦绣，非图你囊中金珠。"情愿与舜美私奔。他俩感情深沉、专一，与"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儒家伦理，"与"灭人欲而存天理"的程朱理学完全背道而驰，也说明了爱情并不象佛教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可以启发人的智慧、鼓舞人去争取幸福的可贵情感。《玉通禅师私红莲记》不无讽刺地写道:临安府水月寺住持玉通禅师相传为古佛出世，修行已经五十二年，眼看就要修成正果，却被一个妓女一番哄骗就破了色戒。这是客观上向禁欲主义挑战的一篇作品，写出了佛门的清规戒律抵挡不住人的正常情感，多少表现了对宗教藩篱的冲击。 可惜，在宋元话本中，对封建禁锢的宣战，缺少一种理直气壮的气势。揭和尚的疮疤是为了宣扬"前世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因果报应，说明佛法无边。张舜美的散而复聚则更是神的一手安排。藉着神的帮助和指点，他们才得遂生平意愿。作为意识形态，宗教本来是自 然和社会力量以虚幻颠倒的形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神是创造出来的，"神权"其实又是人的愿望和意志的体现。宋元话本的作者当然不可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无神论者，没有胆量宣布"神"根本不存在。在冥冥中，他们要寻找一个证明自己正义的力量。于是就很自然地借着神灵的光圈，把自己的意愿说成神的旨意。****和神权本来是矛盾的两极，而话本作者在宣扬神意不可违时，已经偷偷地把神意篡改成市民阶层的人意了。他们的两重性就在于:自觉地宣传人对神的迷信，结果却不自觉地让"神意"被"人情"牵着鼻子走了。 (2)用悲剧的结尾，来歌颂反抗礼教的战士。 表现出对统治者必然地反抗与中间阶层习惯的妥协之间的矛盾"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教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种封建权力几乎联系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一切社会问题。封建家庭是封建社会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所有的社会问题总是又集中地体现在封建家庭关系上。《快嘴李翠莲记》中小康人家的女儿李翠莲敢于在封建家庭的湖面上投下一块反抗的石头。她姿容出众，书史精通，又是干家务活的行家里手。但偏偏"生得有志气"，能说会道，事事都有自己的主张。封建礼教规定妇女要"三从四德"，只有做家庭奴仆的义务，而李翠莲在出嫁前后的短短三四天里，却丝毫不肯逆来顺受。她针对礼教的种种不合理约束，放开喉咙，发泄不满，事事争取自决权。顿时，在全家掀起了混乱和骚动的波澜。公婆、叔嫂、小姑个个指责她。但她寸步不让。即使被丈夫休了，仍坚信自己行得端，走得正，不悲伤，不后悔。 李翠莲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直接冲击着夫权。《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女主角周胜仙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却与父权(即族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她在金明池的茶坊里与青年范二郎相遇，"四目相视，俱各有情，"就机智地假装和卖水人吵架向范二郎暗示爱慕，这样的行为已大大超过了礼教的范围。然而当她要求以正式的方式与范二郎结合时，却敌不过父权的淫威了。周大郎是个贩海商人，属于上层市民，既看中金钱，又看重门第。他本想通过自己的财富和女儿嫁给大户人家，挤进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没想到女儿要下嫁给"高杀也是个开酒店"的范二郎，从根本上妨碍了他的利益。于是，他就蛮横地利用封建家长的特权，破坏女儿和范二郎的婚事，把女儿活活逼死，还大骂她是"辱门败户的小贱人"。周胜仙死后刚刚活转过来，就又不舍不弃地去寻找范二郎了，直至做了鬼，仍然设法和情人梦中团圆。 《白娘子永镇雷锋塔》中的白娘子，在民间传说中原是一个妖怪形象。由于人民的喜爱和肯定才从一个蛇精发展成具有进步的市民情操的反封建妇女形象的典型。她追求的爱情是自由婚姻。夫妻互敬互爱，完全不同于妖怪的淫欲。婚后，她对许仙既关心照顾，又忠诚忍让，更说明她是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并希望与丈夫"百年偕老"的。她的有情有义使许仙和"妖怪"自由结合后竟生活得十分美满。然而，封建势力却不允许他们过下去。道士看出"妖气"，想画符镇白娘妇;李将仕要在肉体上占有她;法海宣传色即空，凶残地把她压在塔下，都是企图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基础--等级观念。为了保卫自己和许仙的幸福生活，白娘子奋起反抗。直到被收入钵中，仍然不肯自行现出本相，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相当动人。令人痛心的是:白娘子竟是被自己的丈夫收入钵中的。小店员许仙身上既有小市民善良老实的一面，又有自私胆小的一面。他的一再轻信和对李将仕的容忍都是佐证。尽管白娘子对他那么好，他仍然反恩为仇，表现出动摇的负心汉的面目。这种软弱颟顸的性格在小市民中颇有代表性。如李翠莲的父母，见女儿被婆家休了，面子上不好看，便终日埋怨，迫使女儿只好出家。又如范二郎对周胜仙的生死追求根本不能理解，胜仙费尽苦心好容易与他相会，他却把她当作鬼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死了。市民中比较平庸的人物许仙、翠莲父母、范二郎与市民中优秀分子白娘子、李翠莲、周胜仙之间的爱与惧、恩与仇的矛盾，本质上是市民的愿望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许仙等人最后成为敌人的帮凶，从某程度上概括了中间阶层的特点:处在被统治者地位，具有必然的反抗性，但反抗极其有限，一旦受到封舆论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便不击自败。正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情人视为异物，而把官绅僧道、封建礼教视为 神圣，封建势力才可能通过他们发生作用。李翠莲的嘴终于被封住、周胜仙第二次被钉进棺 材、白娘子遭到永镇塔底，这样正面人物被反面化，反面人物被如法海却被当作"真僧"的结 局也反映了作者的爱憎不甚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