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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2017-10-26 5页 doc 16KB 3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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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摘要: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西文化观上,杨昌济是持“中西融合论”的,主张融东西文化于一炉,冶出一种崭新的中国文化。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并成为他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杨昌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 大凡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因为名师的影响而打上其思想烙印。青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后来称杨昌济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中西文...
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摘要: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西文化观上,杨昌济是持“中西融合论”的,主张融东西文化于一炉,冶出一种崭新的中国文化。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代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并成为他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杨昌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 大凡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因为名师的影响而打上其思想烙印。青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后来称杨昌济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中西文化观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解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对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路向,把握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 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学贯东西,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个诲人不倦,道德高尚的教育家,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便是这“来学之士”之一。正处在“求学储能”阶段,求师求友之心甚切的毛泽东,为杨昌济的学识、品德所折服,努力效仿,且内化为自身学识素养和道德理想框架中的重要因素。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宏通广大,最所佩服。”当然,毛泽东与杨昌济之间的认同是相互的。毛泽东把杨昌济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杨昌济也以其伯乐之慧眼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欲栽大木”。青年毛泽东好学深思、志向不凡的品性深为杨昌济赏识,并对其循循教导。曾有人记述:杨昌济“在长沙五年,弟子着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杨昌济也在一则日记中详细描述了青年毛泽东的身世品格,称赞其:虽出自农家,但“资质俊秀,殊为难的”,并因材施教,引同样出自农家的“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青年毛泽东,杨昌济之间这种亲密无间互动的特殊师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嬗变的过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的发展轨迹上,自然会或深或浅地,自觉不自觉地打上杨昌济思想的烙印。在谈到新民学会的缘起时,青年毛泽东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从此产生了”。杨昌济的“绪论”可谓是多方面、多层面的复杂体,中西文化观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二十世纪初的杨昌济是怎样认识中西文化,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文化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要洞悉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必须先考察其社会、文化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剧烈新陈代谢的社会阶段。中西文化相互激战: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仍根深蒂固,持续作用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欧风美雨”却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力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新旧文化激烈交战的时代,自然也是思想家们的思想急剧碰撞、交锋、分化的时代。分化的思想家们,本着自身的理念,或成为“全盘西化派”,或成为“本土文化派”,或成为“中西融合派”,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全盘西化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审视旧传统旧观念时,往往是批判的激情多于批判的理性,而不知“桔逾淮为枳”,近代西方文化之苗得不到中国文化土壤的认同是不能茁壮成长的。相反,“本土文化派”,抱残守缺,死守着因“过度成熟而腐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放,结果固步自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与前两个派别不同,杨昌济持的是“中西融合论”。在他眼里西方文化不是绝对的好,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绝对的坏,两者各有所长,且各有弊端。例如,在谈到中国家族主义问题时,他指出其种种短处:“人各私其亲,驯至以私灭公之弊,家族主义过重,则国家主义 社会主义因之而有所妨害,此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恃有同宗之助,长族人倚赖之心,使民性堕落,国力减损,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无赖之人,以亲亲之大义强索同宗之救助,使个人不能自由享受其财产;良善者受其蹂躏,不肖者肆其凶横,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聚族而居,自为风气,难于进化,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尽管中国家族主义劣迹斑斑,但也不无是处。“宗以族得民,相生相养,相维相制,民情乃不涣散,而有安居乐业之风,此中国家族主义之长处也”。这些认识切实而深刻,由此杨昌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可见一斑。中国文化固然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西方文化也不是尽善尽美,“西人物质文明极盛”,然精神文明难免缺失,“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己耳”。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他态度中庸,不走极端,主张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批判,但也仅限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西方文化不能不“拿来”,却不能全盘不加分析地硬生生地照搬。关键要各取所长、各舍其短。可见,融合不是调和,更不是征服,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取和改造,融合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是扬弃的,融合后的文化是新的,具有原有文化所不具有的本质和特征。更进一步说,“中西融合论”是“破”与“立”的统一体,“破”的是中西文化的腐朽成分,“立”的是一种生机勃勃、崭新的文化,犹如涅盘后的凤凰浴火重生。从这层意义上说,杨昌济的“中西融合论”已经脱出了“中体西用”的窠臼。 这种“中西融合论”既实现了文化的嬗兑,又“攀结上了民族情感的大树”,使批判的激情和批判的理性达到制衡,相得益彰,这似乎更符合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中庸平和的民族心理。所以,当“全盘西化派”最终化为“强弩之末”,“本土文化派”走进历史的死胡同,都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时,“中西融合”却有如初现之旭日,开始展现其东升 中西融合论”具有先进文化的性之势,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显然,在当时“ 质,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 二 由于毛泽东、杨昌济之间亲密无间互动的特殊师生关系,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融合论”,被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下来,并为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中西文化的定位。杨昌济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特别是对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精湛把握,赋予了他极强的文化洞察力。他认为,虽然中西文化各异,如“中国人尚文,西洋人尚质;中国人以孝为主,西洋人以爱为主”,却都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和价值,“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之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杨昌济甚至把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依据来看待,他强调“国家之独立,以学问之独立为一大要素”。并举英德两国为例,“英、德二国者,可谓学问独立者也。英国有英国之文学、哲学、科学;德国有德国之文学、哲学、科学。世界各国重要之籍,在英、德二国莫不有其本国文之译本”。基于这样的观点,杨昌济在教学实践中重视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据《达化斋日记》记述,他通常把中西着作穿插起来进行阅读,在教学时,“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青年毛泽东接受了杨昌济的这种观点,进一步明确了中西文化在世界文明构造中的位置,他把“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宣称:“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正可谓是“万物并育而不相违,道并行而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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