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

null 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 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刘华芹huaqinliu@nankai.edu.cn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2007年12月5日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政治学致力于对当代社会中政治现象的研究，其涉及的问有国家与政论的构成要素、组织原则、职权与功能及其实现的方法途径等； 人类学不只关注现代社会的政治，还包括人类社会历史中诸多政治组织形式及其政治过程。这种有别于传统政治学而致力于对包括“非国家”、“无政府”的人类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在内的人类学研究，被称为“政治人类学”。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和组织并予以分类； 社会制度的政治功能； 识别集团或者某些地域政治组织，并研究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由此关系而造成的影响； 对政治行为和过程进行民族志的调研； 政治人类学的早期形态政治人类学的早期形态19世纪中期，处于创始阶段的人类学就开始关注政治组织的演化问题，如美国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但持进化论的早期人类学家，只是从社会普遍进化的角度看待政治制度及政治组织的，那时对政治的研究还没有在人类学中获得独立的地位； 1940年，福蒂斯（M.Fortes)和埃文思-普里查德(E.Evans Pritchard)出版了《非洲的政治制度》（African Political System)，讨论了前国家形态的政治制度，把非洲社会的政治制度分为“集权化”和“非集权化”两类，此标志着人类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开始在人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1940年，埃文思普里查德还出版了研究非洲尼罗河下游一个苏丹民族的著作《努尔人》（The Nure）,用民族志的材料说明了“无政府”社会确实存在。 政治人类学的“古典时期”政治人类学的“古典时期”政治人类学的发展成熟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 利奇（E.R.Leach)《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１９５４）; 格拉克曼（M.Cluckman)《非洲的民俗与冲突》和《非洲部落的社会秩序和反抗》（１９６３）； 维克多－特纳（V.Turner)《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1957); 政治人类学在美国发展的标志是以怀特、斯图尔德、萨林斯和塞维斯等人为代表的新进化论的兴起。在《原始社会组织》、《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石器时代的经济学》等著作中，他们将国家产生及其之前的各种社会划分为四种类型：队群或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四个类型同时也是进化链条上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 政治人类学的发展政治人类学的发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受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影响，许多人类学家把文化作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首要兴趣点。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关注权力和权威是如何通过符号、仪式、语言和艺术作品表述和规定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至８０年代，政治人类学研究都强调国家制度的产生、发展、组织和权威。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文化唯物主义、韦伯论者等都研究国家的起源问题，认为国家起源的方式为有限的几种：征服、防御、人口密度的增长。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出现综合的趋势，表现在各种研究方法统合使用，时间和空间限制被打破，当今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热点被关注，政治人类学的目标之一是分析全球化对主导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制度和组织产生的影响。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２０世纪上半叶，受过西方人类学训练的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和许liang光的作品虽未对政治做专一的研究，但对亲属制度、基层社会组织和仪式等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民族学）者参与了社会历史调查，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进行了研究，划分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体现了进化论学说色彩； 西方的人类学者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的宗族制度等进行了研究，如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等； 西方学者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考察的是杜赞奇（P.Duara)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他提出乡村权力关系是一种“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认为要了解乡村权力关系的变化，必须考究更大历史范围的变迁，包括国家政权的变迁；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庄孔韶的《银翅》有大量篇幅涉及中国基层权力与文化的关系研究； 景军的《神堂记忆》涉及的是关于社会运动与集体记忆的关系的研究； 王筑生则以他在中缅边境的田野工作说明利奇对克钦／景颇政治制度之对立看法的缺陷；　人类的政治制度人类的政治制度　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根据韦伯的理论，对依据职业、财产、权力和地位等将社会中的个人归入特定等级或层次的社会分层现象进行了研究，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平等社会和不平等社会；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按照其决策形式和权力使用情况，划分出松散的一直到集权的诸种形态。 　塞维斯(E.service)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划分为四种： 游群(band) 部落(tribe) 酋邦(chiefdom) 国家 (state) 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社会控制的含义。事实上包含两个含义：一个是将外来的禁忌内化为良心的鞭挞力量；一个是将外来的禁忌以法律条文规定，作为一种心理制约的力量。 社会控制的分类。从社会控制力量的来源进行划分，可将社会控制划分为内在化控制(internal control)和外在化控制(external control)。 内在化控制：指的是社会文化通过各种影响，在其成员内心建立起来的控制机制。通常借助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手段达到内在化控制； 外在化控制：通过外在力量控制社会成员的行为，如设立某些机构，引导或强迫人们遵守社会规范。在人类学中，讨论外在化控制时经常使用“裁处（sanction）一词。 裁处裁处按照拉德克里夫－布朗的说法，裁处“乃是一个社会按它的大多数成员对于一种行为方式的反应，以示赞同（正面认同）或不赞同（反面制裁）。裁处可依其散漫性或组织性而做进一步的区分，前者是社会中成员各个人表现出来的赞同或不赞同，后者则是依照某些传统及被承认的程度所履行的社会行为”。 裁处的分类 正式的正面裁处（如授勋、提职）； 非正式的正面裁处（如舆论的好评）； 正式的反面裁处（如判刑、降职）； 非正式的反面裁处（如舆论的非议）； 社会控制的手段社会控制的手段巫术（magic)：指的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幻想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对客体施加影响控制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在一个人人都信巫术的社会中，其控制的功能是有效的,如坦桑尼亚的卡古鲁人（Kaguru)； 禁忌(taboo)：是由某种信仰造成的人们行为上的限制或禁止。 社会控制的手段社会控制的手段法律； 风俗习惯； 习惯法（customary law)： 宗法制度； 村规民约； 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如瑶族的石牌制； 　　　当代社会已步入成文法的时代，但习惯法与风俗习惯的社会控制作用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控制制度的改革必须考虑到中国国情，费孝通曾说过，“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制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因此，礼与法在实践中的纠葛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