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教育思想

null第二章 汉唐教育思想第二章 汉唐教育思想如果说先秦教育思想的特色是儒墨道法诸家并驾齐驱、深刻多样的话，那么汉唐教育思想所表现出来的特色就明显简单得多了。这一时期实际上只有正统派经学教育思想家和非正统的异端教育思想家这两大流派。 前者如西汉时的董仲舒、南北朝时的颜之推、隋唐时的韩愈等，后者如东汉时的王充、魏晋时的嵇康等。 一、董仲舒教育思想一、董仲舒教育思想董仲舒(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其著述有《春秋繁露》等。 董仲舒最重要的教育思想是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他在《举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中向汉武帝提出了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这三大文教建议。 null董仲舒认为养士重于求贤，因为“不素养士而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彩也。”养士又非太学不可，“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而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使“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举贤良对策》) null这些主张为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这不仅对汉代，而且对以后各朝的文教政策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董仲舒所独尊的“儒术”已不再是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而是神学化了的主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的新儒学了。null董仲舒明确提出“性三品”说，认为“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上品。“斗筲之性”则是生来就恶的下品。只有“中民之性”方可名“性”，他们“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他认为教育可将具有“中民之性”的人培养成任何类型的人。“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举贤良对策》) null在道德教育方面，董仲舒强调的核心内容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 三纲强化了君主专制、封建家长制和夫权思想。 他还提出“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道德教条(《汉书·董仲舒传》)。 null在德育原则方法上，他主要提出这样几条： 一是“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 二是“强勉行道”。 “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举贤良对策》) 三是“必仁且智”。认为德育与智育密不可分，“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君子不学，不成其德。”(《举贤良对策》) 二、王充教育思想二、王充教育思想王充(公元27一100)，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是东汉时期著名学者和教育思想家。 王充对当时神学化了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王充还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他指责当时的儒生虽“能说一经”而“不好广观”、“守隅不览”，“不闻古今、不见事例、不然然否”(《别通》)。 null王充的培养目标是多层次的。“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超奇》)主张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通人、文人)和创造性人才(鸿儒)。 王充承袭了荀子重视知识的思想，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效力》)“天地之性人为贵”，因为是“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辨祟》)。他主张学而知之：“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实知》) null王充认为教学过程有“见闻为”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理性认识两阶段。“见闻为”指 “须任耳目，以定情实”。不目见口问，则“不能尽知也。”(《实知》)。“开心意”是说不能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还须“诠订于内”、“以心意议”，以“知一通二，达左见右”(《实知》)。理性认识才能“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对作》)。 王充这些主张，特别是反对盲从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见解，值得后人借鉴. 三、嵇康教育思想三、嵇康教育思想嵇康(公元223一262)是魏晋之际著名的玄学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嵇康集》。 嵇康主张自然人性论。认为人求生和追求享受的欲望是“性命之自然”(《释难宅无凶吉摄生论》)。他向往“洪荒之世”，就是因为那时“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难自然好学论》) null)而礼乐名教则是破坏自然人性，造成社会罪恶的根源。“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故奔骜而不觉。”(同上) 从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因为“六经以抑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纵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范情之礼律。 null故仁义务于理，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同上)甚至“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 嵇康还主张养生教育论。他声称老子庄周是吾师，反对礼法名教对人身心的束缚，追求个体自我存在的价值。他教人去智巧之心，循自然之理，摆脱人际关系的束缚和世俗观念的影响，不受名利声色的诱惑，保持身心的纯净与人格的独立。 null嵇康虽反对传统教育模式，但其理想人格仍与先秦儒家有相通之处。他仍强调对名利欲望的克制和精神上的自我超脱，鼓动人们“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游心乎道义，偃息乎卑室。”(《答难养生论》) 教人对恶劣环境和腐朽政治采取不合作态度，洁身自重，高瞻远举，从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母亲那里获取生活的力量，以保全生命，完善人格。这实际上就是孔孟“天下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发扬光大。 四、颜之推教育思想四、颜之推教育思想颜之推(公元531一约590以后)是南北朝时的教育思想家，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此书在家教史上影响甚大，后世曾有“家教”之称。 颜之推将家庭教育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教育应及早进行，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己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颜氏家训·勉学》) null他还主张爱与教结合。 “父母威严而有增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反对“无教而有爱”，“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 如恶习已成而再加管教，则“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成败德。”(《教子》)null他也注意到环境的影响，师友榜样的作用。“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 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慕贤》) null在士大夫教育方面，颜之推认为当时所培养的人缺乏任事能力，“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涉务》) 因而主张“实学”教育，为国家培养专精一职能应世经务的有用之才，以实现“行道以利世，事君以利社稷”(《勉学》)的教育目的。 null对学习的态度和方法，颜之推也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 一是虚心。“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二是惜时。年幼时“固须早教”，“然人有坎凛，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因为“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null三是勤勉。只有勤勉，才能博学精熟；只有勤勉，才能“皆欲根寻，得其原本”。 四是眼学。主张眼见为实，反对贵耳贱目、以讹传讹的学风。“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勉学》) 五、韩愈的教育思想五、韩愈的教育思想韩愈(公元768一824)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著有《韩昌黎集》。 韩愈的教育目的是“学所以为道”，即儒家传统的先王之道，仁义之道。 其教育内容以六经为主，“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上宰相书》)。韩愈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以下这几方面： null一是师道观。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师说》)。 这三项任务，以传道为首，授业为次，解惑则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在道、业两方面的疑惑。道统帅业，业体现道。授业为传道服务，传道通过授业完成。 为师的则首先是道，其次是业，“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null二是人才观。“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四》）只要善于鉴别而又培养得当，人才自会涌现出来。这是对孔子“举贤才”、墨子“尚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是治学方法论。韩愈认为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所以要“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同上） null他强调博学：“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同时又要求“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掌握系统的知识，以避免“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同上）。他还主张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反对“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同上）。鼓励“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因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答刘正夫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