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史（苏联）

俄罗斯苏联文学史 俄罗斯苏联文学史 前言 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出现在十世纪末，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它经历了九个世纪的发展。这九个世纪的文学历程，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文学，十八世纪文学和十九世纪文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即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指十一至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俄罗斯文学是与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共存于一体的，都以古斯拉夫文为写作语言。十三至十五世纪，统一的东斯拉夫民族逐渐分化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兄弟民族，古代斯拉夫文也逐渐演变为俄文、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等不同语种，俄罗斯文学也因而独立存在了。俄罗斯文学起源于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受到希腊文化、拜占廷文化和保加利亚文化的强大影响。公元988年，古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从而加强了俄罗斯与欧洲文化间的联系。古代俄罗斯文学最初的杰作，往往都是集历史、宗教、政治、文学等多种性质为一体的综合性著作，而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当时最为流行的体裁有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编年史、伪经等等。其中以编年史的价值为最高，它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载，同时也是无价的文学文献。十二世纪末出现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标志着独立的古俄罗斯文学的最终形成，它如一尊纪念碑，屹立在俄罗斯文学的发端处。 　　1240年，蒙古人攻进俄罗斯，在东欧平原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历时两个半世纪之久。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罗斯文化受到破坏，文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也出现过一些所谓的“战事文学”，虽然俄罗斯文学中也因蒙古的人主而染上了些许东方文化色彩。蒙古统治之后，莫斯科公国迅速崛起逐渐取代基辅成为东斯拉夫的文化中心。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开始走向相对的统一，内容大多为关于国家、民族统一的政论。 　　从十七世纪开始，俄罗斯多次遭到来自波兰和瑞典的异族入侵，王朝更是不断更迭，出现了史家所谓的“混乱时期”。在这一政治上的“混乱时期’中，文学却开始走向正常，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逐渐突破了封建的、宗教的束缚，表现了一种民主化、世俗化的倾向。 　　总之，从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断时续的形成时期。 　　十八世纪的文学，是俄罗斯文学实现飞跃、赢得繁荣的一个准备时期，彼得的改革，使俄罗斯接近了欧洲，也使俄罗斯社会的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欧洲进步的技术、社会和进步的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等一同进入了俄罗斯社会。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伴着启蒙运动出现在俄国，与封建的、封闭的中世纪传统展开了斗争。在科学、语言等多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的罗蒙诺索夫，最终确立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语体规范，并为俄语诗歌奠定了形式基础，他的理论和实践，标志着新型的、规范的俄罗斯文学的诞生。与他同时，康捷米尔和苏马罗科夫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出身贵族、曾任俄驻英和驻法大使的康捷米尔，在布瓦洛等人诗风的影响下写出了被传诵一时的讽刺诗，嘲笑贵族生活的无聊，宣扬公民精神和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苏马罗科夫的悲剧标志着俄罗斯戏剧文学的成熟。经过半个余世纪的发展，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最终通过杰尔查文的颂诗 （《费丽察颂》等）和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等）而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 　　在古典主义盛极而衰之后，俄国感伤主义应运而生。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出现，一方面是英法等西欧国家同类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当时弥漫社会的悲观情绪在文学中的反映。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作是卡拉姆辛的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这是一个关于农家姑娘丽莎与一贵族少年恋爱、后遭遗弃而自杀的故事，悲哀的情节加上哀婉的语言，营造出一种感伤的氛围，风行一时。十九世纪末，以拉季舍夫为代表的抗议文学也同样产生了轰动社会的效果，由拉季舍夫写作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农奴制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抗议农奴制度的杰作，同时，他也开了俄罗斯文学社会性、批判性传统的先河。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二十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学，在这一世纪中，俄罗斯文学令人吃惊地推出了众多的杰出作家，正如高尔基所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涌现出那么多灿若群星的名字。”俄罗斯文学，这个欧洲和世界文学中年轻的、后起的文学，通过其在十九世纪内涌现出的众多文学天才及其众多的名著，终于赢得了与其他发达的民族文学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还跃上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十九世纪前四分之一世纪，俄国社会充满动荡，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都激发起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加强了农奴制度的危机，促进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俄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继续存在并产生影响的古典主义文学和感伤主义文学之外，茹科夫斯基神秘、优美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十二月党人激烈、坚定的批判性诗文，分别体现着两种风格不同的文学倾向。与此同时，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柯尔卓夫的民歌等等，也竞相放出异彩。世纪之初的文学，为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期”的到来作好了铺垫。 　　从二十年代末起，被称为“俄国文学之父”的普希金开始了创作，他的抒情诗，他的小说、他的诗体长篇《叶夫盖尼·奥涅金》，以及他的剧作、他的，无一不是为后人所珍重的杰作；稍后，莱蒙托夫创作出了他的小说《当代英雄》和浪漫而又深刻的抒情诗。三十年代末起，由别林斯基在理论上引导的、以果戈理及其创作为代表的俄国“自然派”逐渐形成，该派作家高举社会批判的旗帜，对农奴制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下层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这一文学倾向，后来成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乃至整个俄罗斯文学的最主要传统之一。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在小说方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前夜》和《贵族之家》或以农奴制现实为揭露对象，或以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为线索，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冈察洛夫在《奥勃洛莫夫》中展示了“多余人”的最终没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一方面对现实作了人道的、富有正义感的揭露，一方面也在心理、潜意识等领域对人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发掘，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在理论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继承别林斯基的传统，发展了以现实生活为艺术的源泉和目的、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在戏剧和诗歌方面，奥斯特罗夫斯基以《大雷雨》、《肥缺》等一系列的名剧，为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奠定了基础；涅克拉索夫在他的长、短诗中体现出了倾向鲜明的人民性原则，将艺术诗歌的传统和俄罗斯民间诗歌的传统完美地结合于一体。 　　俄国农奴制度在1861年宣布废除了，但激烈的阶级斗争仍在俄罗斯社会中进行着。民粹派作家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斗争传统，在“到民间去”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谢德林在他主办的杂志和创作的小说中，都体现出了鲜明的讽刺风格。1881年，民粹派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者因而加强了专政和压迫，所谓的“反动时期”由此开始，在这一时期，悲观主义笼罩社会，文学中出现一种唯美主义倾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社会政治生活重新活跃，文学也出现了多彩的局面。以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尤其是托尔斯泰在 《战争与和平》之后，又推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对俄国社会作了深刻的艺术概括，塑造出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学人物，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文学、莎士比亚戏剧之后的第三艺术高峰。与此同时，以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以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出现。 　　纵观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它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的特征： 　　首先，俄罗斯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高度的责任感。俄罗斯文学向来很少是消谴和游戏，“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在俄罗斯一直没有太大的市场，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对非正义势力的抨击，一直被俄罗斯文学视为已任，所谓的“公民精神”，始终贯穿在整部俄罗斯文学史中，赫尔岑曾说：“我们整部的文学史，不是殉道者的传记，就是苦役犯的名单。”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家，许多都同时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激进的思想家和进步的斗士。他们将文学当作斗争的武器，他们通过文学为社会的平等和自由而呐喊、而呼唤。从十二月党人作家到民粹派作家，都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当成文学首要的任务。俄罗斯文学中著名的所谓“问题小说”，就是这一有社会倾向性的文学最典型的代表。1841年，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第一次向农奴制度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等等，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问题。这些作品的题名，是一个个悬挂在俄罗斯人意识中的巨大问句，它们象征着文学对社会的干预，也体现了俄罗斯文学家们面对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列宁曾将俄国的人民解放运动划分为贵族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三大时期，在这里的每一个时期中，文学都是革命者手中的思想武器，从十二月党人的抗议诗歌，到“三个斯基” （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再到体现工人阶级愿望的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是，许多俄罗斯作家都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他们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或是社会改革家，如拉季舍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许多文学家还为社会、为正义的事业做出了牺牲。为宫廷所不喜欢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相继死于决斗；拉季舍夫自尽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之一雷列耶夫被绞死；赫尔岑、奥加辽夫终身流亡国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临刑前的一刹那间方获特赦；先后遭受流放、被判苦役的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拉廷斯基、屠格涅夫、谢德林、别斯图舍夫……俄罗斯文学，与社会一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是社会进步思想的体现，是为正义而歌的有倾向性的、有责任感的文学。其次，俄罗斯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真正成熟的俄罗斯文学，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此之前的文学皆可视为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准备阶段。而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又可视为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二十、三十年代，普希金以他积极的创作探索完成了俄国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四十年代的“自然派”崇尚真实和对现实的批判态度，该派实为“现实主义流派”的同义词；“三个斯基”的美学理论，对俄国现实主义创作上的探索作了总结，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俄国现实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阶段；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现实主义艺术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他对社会生活准确的概括、对社会不平有力的揭露，他对人物形象的精心塑造、对其社会理想的竭力宣扬，都具有撼人的艺术力量。直到列宁提出的“反映论”和世纪末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实践，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一个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发展过程。 　　十九世纪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早已引起过广泛的研究，人们注意到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自觉性，注意到了它在融合了浪漫的、心理的等诸多文学流派之积极因素之后所体现出的丰富性，注意到了它在无情批判现实黑暗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正面色彩。除此之外，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成就斐然。按恩格斯的说法，现实主义的定义就是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翻开俄罗斯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光彩夺目的“典型性格”琳琅满目，他们组合成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文学形象陈列馆。“多余人”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类型的第一个人物就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奥涅金，这一性格的内涵就是：贵族出身的人士在目睹了现实的黑暗之后有所震动，经过智慧的思考和良心的忏悔后开始不满现实，对本阶级有所叛逆，但同时，他们距另一阶级又相隔遥远，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因而整日无聊、甚至痛苦地生活着。不满社会，却又无力改变现实，欲脱离本阶层却又寻不到新的依附，因而，他们成了“多余的人”。当然，“多余的人”并不多余，他们反而体现着一种相对进步的意识，体现着社会变革的必然。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也塑造了毕巧林这一“多余人”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也出现了分化，一种“多余人”沦为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整日睁着眼躺在床上；一种转化为屠格涅夫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是“思想的巨人和行动的矮子”。再往后，这类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忏悔的贵族”。在俄国文学的形象长廊中，既有这样一些以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人士为原型的人物，也有刻画下层人民的肖像。“小人物”这一文学类型，同样是由普希金所莫基的，他在小说《驿站长》中对一个卑微的驿站长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刻的同情。之后，果戈理的《外套》等小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的许多篇章、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小说，直到高尔基笔下的“流浪汉”，等等，都是对被压迫者充满深情的描写。通过这些感人的形象，俄国文学体现出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又引出了俄国文学的又一特征，即其所具的高度的人民性。 　　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不仅表现为它对人民疾苦的描写、对人民不幸的同情上，更表现在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人民意志的自觉遵从上。俄罗斯的进步作家，往往难能可贵地能超越本阶级和利益，转而站到人民立场上说话。在十九世纪，除少数自学成才者和一些出身贫寒的作家外，多数俄罗斯作家系贵族血统，但他们却一直是农奴制度最激烈的反对者。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起义，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变革；拥有巨大庄园的大贵族托尔斯泰，经常向农民分发自己的财产，还穿上粗布衣吃起粗茶淡饭过农民的生活，最后还抛弃了作为地位象征的雅斯纳雅。波里雅纳庄园。这分别发生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历史之首、尾年的两个事件，似乎具有概括性、象征性的说明意义。俄罗斯文学的人民性，还表现在它与民间创作的紧密联系上。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不长，没有太多的文学传统可供直接继承，因此，除了来自欧洲的文学影响外，俄罗斯民间的文学创作便变成重要的文学源泉之一。许多作品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果戈理的“夜话”，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故事”等等。在阅读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传记时，我们经常能看到，在他们的童年，往往有一位向他们讲述动听的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外祖母或奶娘，也就是说，往往是民间文学的乳汁哺育出了他们的文学天赋。这也是一个象征，说明着俄罗斯文学与民间文化与生俱来的联系。在整体风格上，民间文学对俄罗斯的诗歌，小说和戏剧都有着深层的渗透。 　　俄罗斯文学所具有的这些大的特征，实际上又是相互联系的。文学对社会倾向性的承担，就会要求文学在写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和文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民主性质；深刻的人民性，则决定了文学真实反映现实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责任感。社会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批判性，是俄罗斯文学总特征的三个不同侧面。 　　正是由于俄国文学所具有的这些性质，它虽历史不长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赢得了很高的地位；也正是由于此，它对中国产生了更直接更有效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言：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燃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第一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大体上就是中世纪的罗斯文学。这是俄罗斯文学一个相对漫长的准备时期。由于种族演变等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往往不是纯粹的俄罗斯文学，而实际上是包括后来演变为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等的文化基因在内的东斯拉夫文学。 　　大约在六世纪，东欧平原上开始出现了东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九世纪时，氏族部落逐渐演变为公国，这些小公国多以一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至822年，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灭了诸多小国，攻占基辅，建立了一个东至伏尔加河、西止喀尔巴阡山的大公国，即基辅罗斯。基辅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宗教上是泛神的、多元的。统一的大公国的建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封闭的封建统治制度，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落后于东方和西欧的文明。不过，由于基辅罗斯地处北欧至拜占庭、东方至西欧这两大文化和经济交流线的十字交叉处，故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终于形成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东斯拉夫文化。在外来文化中，尤以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为最大，从绘画到建筑，从文字到宗教，拜占庭风格对基辅罗斯都有深刻的渗透。公元988年，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家。这是一个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不仅使俄罗斯在宗教上接近了基督教世界，贴近了西方文化，而且也在意识形态上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种统一的作用，同时将宗教的影响扩展到文化的各个层面。 　　从十一世纪起，由于土地占有的扩大化，大、中型古代占有者开始渴望摆脱大公的统治，封建割剧的局面开始出现。南方的突厥游牧民族的不断侵优，也加速了基辅罗斯的解体。直至十三世纪，蒙古鞑靼人征服了东欧，在东斯拉夫的土地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从此，俄罗斯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异族压迫的斗争。他们不仅与统治者的蒙古鞑靼人斗争，同时还要抵御来自西、北欧的日耳曼骑士军和瑞典十字军的入侵。1240年，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率俄军在涅瓦河口大败瑞典人；1242年，他又率军在楚德湖上与日耳曼人大战，在这次著名的“冰湖之战”中打垮了日耳曼军。与此同时，东部的各小公国在与蒙古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联合体，终于，在1380年，由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军在库里科沃取得了对马迈蒙古军的大胜，动摇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又过了一百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将蒙古鞑靼人赶出了俄罗斯。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采用“沙皇”的封号，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虽统一了俄罗斯，但其内部仍充满激烈的斗争，最典型的体现是1667年爆发了由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俄罗斯仍显得很落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末的彼得改革。 　　综观长达数世纪的俄罗斯古代文学，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在整体风格上，俄罗斯古代文学表现出一种重传统精神的保守风格，这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长期的封建割据的结果。 　　同时，在文学的内容上，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反对异族压迫、呼吁罗斯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俄罗斯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学所继承。 　　从构成上看，俄罗斯的古代文学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民间创作、宗教文学和王公侍卫阶层的文学等。这些成份既互相渗透，也有所排斥。其中，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冲突，就是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特征之一。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尚未能完全地从宗教、历史、民间仪典等范畴中独立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多是上述多范畴之一部分，俄罗斯古代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同时是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杰作。 　　第二节 基辅罗斯时期及其之前的文学 　　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大致出现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最初。那时，拜占庭的修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将希腊字母加以改造，创建了古斯拉夫字母。但在此之前，俄罗斯古代的民间口头创作的文学早已存在。 　　基辅罗斯的文学，大致包括这么几个成份：仪典诗歌、史事诗（又译“壮士歌”、“英雄歌谣”等）、传说故事和王公侍从文学等。 　　早期的仪典诗歌，多是与多神教的图腾崇拜仪式相关的，斯拉夫先民膜拜森林、泉水、春天、雷电等等，为具有魔力的大自然现象献上简单的颂词，表达他们内心的敬畏和希冀；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仪典诗歌也开始出现，在婚表嫁娶、宴席节庆等场合，都有歌的出场。这些仪典诗歌，大多是即兴式的口头创作，篇幅短小，用词自然，但由于文字的不发达，它们大多没有留存下来，今人所能知道的，只是启来被记进编年史中的、或已融入传统的谚语谜语格言警句等之中的碎句断片式的仪典诗歌。不过，仪典诗歌来自古代罗斯生活的深处，因而仍具有传统意义，影响到后世文学的，不仅有其内容，而且还包括其形式，为哭诉诗、谣曲等。 　　在古代，俄罗斯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也流传很广。这些传说又被称为“口头编年史”，因为在这些传说中包含着许多真实的历史故事，有些故事经过加工，后被写进了编年史，也被写进了后世的文学作品。比如，关于基依、谢克和霍里夫三兄弟创建基辅城的故事，关于穆斯季斯拉夫和罗杰里两位武士决斗的故事，等等，代代相传，为今在俄罗斯仍是家喻户晓的。 　　在基辅罗斯建立之前，有许多俄罗斯的小公国并存。在这些公国的小朝廷中，经常活跃着一些“职业”歌手，他们为王公们演唱，给王公们讲叙故事，这些人的作为构成了所谓的王公侍卫文学。有人推论，后来出现的《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歌手鲍扬、甚至连这位不知名的伟大的史诗作者本人，就是当年的“宫廷诗人”。这些人以创作为业，自然对诗歌技艺的提高颇为留意，因而对文学创作的规范化技巧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公侍卫文学的内容，大多为对王公及其力量的颂扬，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对俄罗斯的自然和未来的歌颂。 　　史事诗是古代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最高峰。它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但它的存在和流传则持续了数个世纪，从基辅罗斯的建立一直到蒙古鞑靼人统治的前期。这类诗多以某位勇士为描写对象，采用夸张、比拟等艺术手法，表现勇士们保卫故土、战胜敌人的事迹。史事诗中最著名的勇士有多勃雷厄亚·尼基季奇和伊尔亚’穆罗梅茨。关于前者的歌，有《多勃雷尼亚与蛇》、 《多勃雷尼亚作媒》、《多勃雷厄亚和弗拉基米尔吵架》等等。伊尔亚·穆罗梅茨，据说原是一个瘫痪人，在喝了术士的蜜酒后成为力大无比的勇士，他四处征战，“为了正教的信仰，/为了罗斯的土地，/为了光荣的都城基辅，/为了孤儿寡妇和家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与多种多样的敌人决斗，甚至不惜与王贵侍卫们为敌。史事诗中的勇士形象，是人民爱国精神的体现，是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化身，因此，这些人物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人，人们在文学中再现他们，在影视和舞台上塑造他们，还用这些勇士们的名字命名公共设施、以至新型的飞机大炮，由此亦可见史事诗之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在基辅罗斯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就是编年史。编年史是按年代编排史实的著作，因编年史往往收集有大量的古代传说、现成的传记和书籍史料，故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编年史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作者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治史者，他们常出面对史实和事件进行评判，并提出其政治理想，号召读者参与行动。所以，俄罗斯古代的编年史，并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和文学文献，它更是一部当时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留赠后世的一座座文化宝库。保存至今的，大多是后世的抄本。 　　在所有的编年史中，最有价值的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在十二世纪一十年代写成的《编年故事》。 　　《编年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关于天气变化的记载，也有关于政治事件的笔录，有外交和法律方面的文件，也有民间的传说和故事，有外来文献的译文，也有独立成篇的文字作品 （如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神学训诫等等）。这是一个中世纪文献综合性的集成。 《编年故事》决不是有关机械的推积，主题和思想内容的一致，使这部作品得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在编年史的开头写道：“此往年故事，系叙述俄罗斯土地自何处而起，基辅最初的王公是何许人，俄罗斯国家如何建立。”由此可见， 《编年故事》的作者是将基辅罗斯的历史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编年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首先，它体现的是封建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作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王公阶级的作为上，在评价历史事件时，也是以王公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则反映较少。其次，作者对历史的记述，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神的力量，被描绘成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然而，富有文献价值的史料，细致优美的文字和渴望俄罗斯民族统一昌盛的进步思想，却使这部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尊不朽的纪念碑。 　　成书于1113年的《编年故事》，不是第一部编年史，也不是最后一部。在基辅罗斯的之前和之后，存在过许多大小公国，而每一个公国几乎都有过自己的编年史。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编年史出现在十世纪左右，如基辅的洞窟修道院的编年史。后来的一些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桦皮，一些古老教堂墙壁上遗留的“刻痕”，都证明了古代“纪事”的存在。基辅罗斯之后，割据一方的公国均写作了自己的编年史，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费拉基米尔一沃雷斯基编年史》等等。编年史的编写传统，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代。 　　第三节　《伊戈尔远征记》 　　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基辅时期文学、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古代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史诗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刻画出了伊戈尔等俄罗斯勇士的形象，表达出了反对王公内讧，维护罗斯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在读了这部史诗后曾说：“这部史的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的作者不详，后人猜测为接近王公的某位武士或宫廷歌手。《远征记》写到了被俘的伊戈尔于1185年的逃回，却没有提及随父出征的伊戈尔之子弗拉基米尔于1187年逃回，学者们据此成功地将《远征记》的成书年代断定在1185——1187年之间。在《远征记》诞生的年代，基辅罗斯已面临解体的危险，各方诸候纷纷自立朝廷，封建割据加重，王公们彼此之间连年作战，罗斯陷入纷争的灾难之中。与此同时，生活在南方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乘机对罗斯进行侵优，于是，俄罗斯人与突厥人的战斗便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不断地进行着。1184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曾对南方的突厥族之一支的波洛韦茨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征讨。次年，未能参加这次征讨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伊戈尔率军对波洛韦茨人进行又一次征讨。这次征讨以失败告终，伊戈尔本人也被俘。史诗描写的就是伊戈尔这次失败的远征。这部不足千行的史诗，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序诗和尾声外，还有主体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执意出征，初战告捷，再战则大败，伊戈尔被俘；第二部分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金言”，他批评了伊戈尔的一意孤行，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异族的侵略；第三部分写俄罗斯大地受人民之呼声的感动，帮助伊戈尔逃回了罗斯。 　　伊戈尔是《远征记》的主人公。对于这个主人公，《远征记》的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欣赏伊戈尔为了国家挺身而出的行为，歌颂了他在战斗中勇敢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也批评了他为了追求个人荣誉而擅自出征的自私举动，指出了伊戈尔的行为给罗斯带来的灾难。史诗写的是伊戈尔的远征，但史诗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却是“金言”和“哭诉”。在描写了伊戈尔失败的远征之后，作者让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众王公 “吐露了含泪的金言”，他在——列举了俄罗斯王公和军队的荣光之后，也严厉地批评了伊戈尔的行为和王公们的内讧： 　　雅罗斯拉夫和符谢斯拉夫的所有子孙！ 　　请把你们的军旗低垂， 　　请把你们残钝的宝剑插进鞘中。 　　因为你们已丧失了祖先的光荣。 　　因为你们已以自己的动乱 　　开始把邪恶的敌人 　　引向俄罗斯的国土，引向符谢斯拉夫的财宝。 　　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 　　暴力才从波洛韦茨人的土地上袭来！ 　　伊戈尔被俘后，山川草木为之动容，伊戈尔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她“像一只无名的杜鹃”，一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楼上“哭诉”，她质部风，质问河，最后质问太阳：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温暖而美丽，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十分感人。从她的这段“哭诉”，不难看出 《远征记》与民间创作传统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史诗中的一些固定修饰语 （如“钢铁的矛”、“快捷的马”、“黑色的犬”、“灰色的狼”等等）、取自大自然的象征等等，也都是取自民间歌谣的。 　　在《伊戈尔远征记》成书的年代里，在欧洲还出现了另外几部史诗，它们就是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这几部史诗曾被并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将《伊戈尔远征记》与另外三部史诗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一些相近的地方。首先，它们写作的年代很相近，都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写成后均被埋没了数个世纪，又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由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被重新发现；其次，几部史诗均表达了忠君爱国的主题思想，并塑造了勇敢的骑士和战士形象；最后，几部史诗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主人公不是被俘，就是战死，但最后，在每部史诗的结尾处，又都有作者添加的或多或少的乐观结尾；熙德手下的勇士在决斗中战胜了作恶的两公子，查理大帝领兵替罗兰复了仇，伊戈尔也最终逃回了祖国。另外，几部史诗中都有宗教意识的渗透、民间文学的影响，等等。这些共性表明，以《伊戈尔远征记》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已开始接近西欧的文学发展水平。《伊戈尔远征记》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由俄罗斯古文献专家穆辛一普希金在圣雅罗斯拉夫尔寺院中发现的，原稿不幸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幸有几个临摹抄本留存下来。《远征记》被发现后，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学者和文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解读、翻译它，撰文研究它。据不完全统计，《伊戈尔远征记》拥有的俄文译本就有近百种，许多著名诗人都曾译过它。研究 《远征记》的著作和论文数以千计。数年之前，在乌克兰的基辅还举行过纪念《伊戈远征记》诞生八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也引起了俄罗斯以外的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被译成几十种外文。在中国，1957年出版了由魏荒弩先生翻译的中文译本。 　　由于《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的过于完美，由于《伊戈尔远征记》出现时基辅罗斯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有人曾怀疑《远征记》的写作年代，认为它系后人的伪笔。这座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丰碑过于突兀，确实容易让人生出疑心。但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意见持反对态度，从诗人普希金到当今的利哈乔夫院士，都为《伊戈尔远征记》作过有力的辨护。 　　第四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文学 　　十三至十五世纪，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沉重、屈辱的时期，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中断了俄罗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蒙古鞑靼人攻占俄罗斯的土地，将一座座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夷为平地。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极强，不善经济和文化建设，所以也没有给俄罗斯文化添加进什么东西。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仅局限地表现为不多的外来词汇、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和封建上层人士的服饰等。普希金曾说道：“鞑靼人不似摩尔人。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却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代数学和亚里斯多德。”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古罗斯民族开始出现分化，后逐渐演变为俄罗斯 （又称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真正独立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民间的还是王公阶层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充满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民间创作中，英雄史事长诗在继承古老的史事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歌颂俄罗斯的勇士，歌唱罗斯往日的荣光，借以激起人们与入侵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一首史诗讲述绰号“红太阳”的基辅公弗拉基米尔公的伟绩，描写他如何在基辅的城门前击退了鞑靼入侵者。在这一时期的史事诗中，基辅和基辅大公是一个中心形象，它和他均被视为往昔的民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鼓舞人民的现实的力量源泉。这一时期，在一直未被征服的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公国里，也流传着一些史事诗，如关于瓦西尔·希斯拉耶夫、关于萨特阔的歌谣等，这些史事诗描述的是和平生活，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等地丰足的生活和维持独立的强大力量。 　　这一时期，在民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载，即史歌。与史事诗不同，史歌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所述事件也是在较近的时间里发生的。史歌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歌，只是对于后代来说它才是“历史的”。历史中的人物往往是普通人。这些人物及其功勋，有些被记录进了后世的书面文学，有些则在民间世代相传至十九世纪。 　　蒙古鞑靼人占领时期，编年史的写作大多中断了，只在莫斯科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书面文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体裁，是所谓的“战事故事”。战事故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虽然有个别杜撰的细节；这种故事往往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它仍是接近民间创作的世俗文学。这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有这样几部：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谢夫卡尔的故事》、《顿河彼岸之战》、《马迈大战记》。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由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叙述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率军攻至梁赞城下，梁赞大公尤利派儿子费多尔去求和，拔都要求费多尔献上妻子，费多尔断然拒绝，被拔都杀害，费多尔之妻叶芙普拉克的西闻讯抱子跳楼自尽，尤利公率军前去迎敌，兵败，拔都焚毁梁赞城；另一故事叙述梁赞税收官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率一队勇士与鞑靼军激战，最后英勇牺牲。故事带有宗教色彩，梁赞公一家的灾难被说成是神因他们的罪孽而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故事也说明了封建王公的不和是鞑靼人连连获胜的原因，更写出了毫迈的誓言：“宁可英勇地死去，也不过受奴役的日子。”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被认为是《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最珍贵的文学文献，是战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 　　《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说的是特维尔公被莫斯科大公暗害的事，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王公间的自相残杀。《谢夫卡尔的故事》叙述是1327年发生在特维尔的一场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人民起义。 　　1380年9月8日，莫斯科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领五万大军渡过顿河，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马迈率领的蒙古鞑 靼军激战，打垮了马迈军。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库利科沃会战”。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民族最终摆脱蒙古鞑靼人的压迫奠定了基础。这次会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顿河彼岸之战》和《马迈大战记》。 　　《顿河彼岸之战》由梁赞的神父索封尼在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写成，作者试图对事件的全过程作具体、详细的记述，借以歌颂俄罗斯人的胜利，歌颂德米特里·顿斯科依 （“顿斯科依”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尼会战后获得的绰号，意为“顿河之王”）的功勋。《顿河彼岸之战》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这部作品大量采用了《远征记》的叙述、修辞手法，甚至有大量的直接引文。但是，两部作品间的更深刻的联系，则表现在主题的一致上。《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同样声讨了某些王公的变节行为，同样回顾了基辅罗斯荣光的过去，同样发出了让全俄罗斯团结抗敌的呼吁。与《远征记》不同，《顿河彼岸之战》写的是俄罗斯军队的胜利，作者有意地在将这次胜利当作伊戈尔1185年那次失败的补偿。《马迈大战记》在关于库利科沃的作品中是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这部作品具有某种矛盾性：一方面，其作者对事件作了真实的记述，歌颂了俄罗斯军人的勇敢、俄罗斯王公的英明，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的思想；另一方面，作品却夸大了宗教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德米特里大公被写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断地祈祷，求助于神灵的保护。作品写了莫斯科主教奇普里安与德米特里大公的会晤，暗示主教在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那位主教当时还没到莫斯科。宗教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意识和世俗思想的揉合、的冲突，正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征。 　　第五节 莫斯科国家时期的文学 　　史家将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称之为“莫斯科国家”。在驱逐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起了重大作用，逐渐地，莫斯科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心。国家的统一，为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教育的兴办，印刷术的采用，书籍业的起始，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所包含的两个世纪中，十六世纪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政论性，文学近似乎政论，所关注的焦点是民族统一方式、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十七世纪，是俄罗斯中世纪结束的世纪，在十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转折，文学的民主化、世俗化、个性化色彩日愈浓重，讽刺文学、个人传记、作品中的杜撰情节、自由诗体等等的出现，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十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献是很难区分的，一些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的政治著作，也历来被文学史家列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如《弗拉基米尔诸王公传》和《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王公传》无疑是一部体现王公政权官方思想意识的著作，这部传记中最主要的内容由两个传说组成：一曰莫斯科的诸位王公均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的后裔；一曰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登基时戴上的皇冠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所授。这两个传说，旨在树立莫斯科大公们的威信，论证其权力的合理性和不可动摇性。这一传说与繁会方面关于“莫斯科系第三罗马”的说法是相互联系的。俄国东正教会认为，罗马帝国毁灭后，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欧洲宗教的中心又转到了莫斯科。只有莫斯科，只有俄罗斯，只有东正教会，才是欧洲古代宗教传统正宗的继承者。直到如今，在俄罗斯，某些教会人士和文化人仍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骄傲。《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小型书信选。库尔布斯基曾是伊凡雷帝手下的一位名将，后因不满沙皇的作为于1564年叛逃立陶宛，他从立陶宛给沙皇伊万四世写了四封信，认为沙皇对于贵族阶层过于残忍，规劝沙皇多施仁政，并给沙皇提出了一些治国策略；沙皇伊凡两度回信，信中不仅谴责了库尔布斯基的变节行为，同时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针。当时，就有人将这几封信集在一起，终于使这份珍贵的文献留传至今。 　　讽刺文学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民主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讽刺文学，体现着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上与民间文学联系较深，其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之间的不断接近。《硬鳍鲈鲋的故事》就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莫斯科国家的诉讼程序，表现了下层人士的感情和新兴手工业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莫斯科生活的现实。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开始由对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转向对虚构的人物和情节的描述，从纯粹的编年史式的记录，转向对个性的挥扬。或者，普通的市民走进文学，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充满浪漫色彩的奇闻逸事，成为作者和读者热衷的对象；或者，作品的创作者较留心于自己和自己内心的感情和状态了，从作品的语言到作品的思想，都带有了更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析，它开始挣脱中世纪思想意识的束缚，走上一条更为自由、健康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点上，阿瓦库姆（1620/21—1682）及其《圣徒传》是很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作为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阿瓦库姆是激进的尼孔改革的激烈反对者，他主张因循守旧，是宗教上和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言人。1666年，他被高级神职人员会议判决流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儿的土牢中被囚禁了十五年，在土牢中，他写成了著名的《圣徒传》。《圣徒传》的作者，却无疑是一个文学上的革新家！他大量引进民间和生活语言，大胆吐露内心情感，并对自己的身世和周围的现实作了生动而又真实的描绘。所有这些，使得 《圣徒传》成了一部充满民主色彩的个性色彩的杰作。这部作品，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忏悔自传”体载的奠基之作。 　　十七世纪文学中又一重要的事件，是俄语诗歌中音节诗体的确立。音节诗体的创始人是西梅翁·波洛茨基 （1629——1680）。西梅翁·波洛茨基原是白俄罗斯人，后在莫斯科进行卓有影响的宗教、政治教育活动，他担任过沙皇子女的家庭教师，创办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他曾与俄国分裂教派激烈论战，是宗教界和社会上激进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音节诗体，要求诗的各行拥有相同的音节数，重音音节在每一行的中部，押阴韵。波洛茨基还亲自实践了他的音切诗体，他的诗集为两个诗集，即《韵律集》和 《多彩的花园》。诗集中的诗大多是献给沙皇的家庭成员的，描写的是沙皇家庭和宫廷的人和事，也有对户外生活和人的内心的描摹。1680年，西梅翁·波洛茨基编成了《韵体圣诗选》。这个圣诗本极受欢迎，流传很广，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许多人用作学习课本。波洛茨基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不仅丰富了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也为俄语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十八世纪，俄罗斯已脱离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作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在这个世纪，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逐步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文学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为十九世纪文学的灿烂景观提供了必要准备。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的发展与俄国进入该世纪后的第一位沙皇彼得一世 （1687—1721在位）的贡献分不开的。他的改革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俄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得一世登基后至十八世纪初，他先后进行了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特别是持续二十余年、与瑞典所进行的北方之战，使俄罗斯夺得了涅瓦河口、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俄国通向欧洲的窗口，对俄国与欧洲各国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除了对外征战、扩大沙俄帝国的版图，彼得一世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曾身体力行，去欧洲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回国后，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制，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他开办各种学校，选送贵族子弟去西欧留学，使教育突破了教会的垄断，他还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 《新闻报》，在社会上推广欧洲时尚，法语、法国的时装和礼仪成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包装”。彼得一世的改革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引入，形成了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碰撞，它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一些进步的思想传入俄国，促使俄罗斯这个刚刚统一、停止征战的民族一改闭塞的生活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西欧与斯拉夫两种文化倾向长期不息、彼此消长的论争也在这时开始，在这种交流与论争中，俄国的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亦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因此，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造就了一个物质上富强的国家，也造就了一个在文化层次上不断成熟的民族。 　　十八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俄国的文坛同动荡的社会相比，显得相对平稳。除延续一些旧的文学体裁外，新的文学体裁尚未成熟。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 （1681—1736）的布道讲话《彼得大帝葬礼上的讲话》（1725）被认为是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一篇宗教色彩浓厚的政论文，这种文体在该时期受到如此重视，是与彼得一世改革、呼吁变革的现实相适应的。除了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当时还出现了波索什科夫（1652—1726）、塔齐舍夫（1686—1750）等有成就的政论家。在这个时期模仿西方文学作品的小说、诗歌也较多，但出色而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较少，大多是粗糙之作。 　　俄罗斯文学至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古典主义和后来的感伤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才有改观。 　　古典主义文学浪潮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文艺思潮拥护王权和崇高的理性，艺术上追求和谐、完美，提倡“三一律” （那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情节）。古典主义由欧洲传入俄国时，法国已由古典主义极盛时期转入启蒙主义时期，所以，俄国的古典主义作品除具有歌颂开明君主、歌颂个人对国家利益的服从、艺术上严格遵守各种清规戒律 （体裁、文体等）外，还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即平等意识。巩固中央集权制，歌颂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俄国现实的需要，也是古典主义思潮得以传播的条件。它关于君主、国家的思想有利于俄国的统一，它对文学形式和语言方面的要求，无疑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技巧上走向成熟与规范。在这个时期，俄国出现了康捷米尔、特列佳科夫斯基、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罗蒙诺索夫等杰出作家，其中，康捷米尔和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康捷米尔 （1708—1744）是俄国第一个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讽刺、抨击保守势力，批判他们在彼得一世改革后复辟和倒退的倾向。他的诗篇《告理智，或致诽谤学术者》、《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或论堕落贵族的妒嫉与傲慢》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罗蒙诺索夫 （1711—1765）是该时期又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他不仅在语言、文学上有伟大建树，而且在物理、化学、天文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办了如今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学，他的《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 （1755）、《论俄文格律书》（1735）等主要著作，不仅奠定了语言学、修辞学基础，而且以语言、语体的改革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攻克霍丁颂》、《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彼得大帝》等诗篇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佳作。 　　感伤主义在俄国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讽刺杂志流行、社会思想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俄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沙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活动密切相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69）之初，为了标榜自己的开明，在一边将土地、农奴封赐给她的宠臣时，她还高唱自由主义的颂歌，以欺骗人民。她以匿名创办的刊物《万象》（1769—1770）虽不可能涉及农奴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各种与之类似的讽刺刊物，如诺维科夫的 《雄蜂》（1769—1770）、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 （1769）等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风格一改古典主义歌功颂德的倾向，讽刺中带有批评、抨击，幽默中有深刻的劝戒，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和监督作用。特别是诺维科夫和他创办的《雄蜂》，在当时堪称姣姣者。该杂志揭露了“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这种社会现实，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其尖税性使自诩“开明”的当局不得不令其停刊。但它所传播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否定意识却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73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终酿成了一场震撼欧洲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反映了农奴制这一成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也包括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开始清醒面对现实，文学不再拘于对君主帝王的歌功颂德，和对所谓开明政治的幻想，因此，除了出现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外，还出现了一批逐渐摆脱古典主义、乃至感伤主义影响，将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俄罗斯当时文坛的景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流露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端倪。俄国文学史上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感、作家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这一传统也可追溯于此。 　　感伤主义在俄国兴起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古典主义迥异，它崇尚情感，重人物的内心感受，其主人公也非帝王和功臣，而是普通人，这是一种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潮流，它表现了人们对平等的理想，它在艺术技巧上重人物心理刻划，也为文学形象的个性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西方，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代表。尼·卡拉姆津（1766—1826）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 （1792）和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被人们视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卡拉姆津的同时代，还有一批摆脱古典主义影响，在俄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在实践上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杰尔查文（1743—1916）、冯维辛 （1744—1792）和拉季舍夫（1949—1802）。杰尔查文从叶长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歌颂者到农奴制社会的揭露者，他的代表作《费瓦察颂》（1782）、《致君王与法官》 （1787—1794）在不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