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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成长故事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只有坚持写你才学会写顾亦第一位老师：母亲教给我爱一切人第二位老师：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第三位老师：朋友教给我自我牺牲练习本上写出来的大作家巴金上个世纪初，四川成都远近闻名的正通顺街上，有座远近闻名的李公馆。尊贵富有的正通顺街长短不足一华里，尊贵富有的李公馆座北朝南，就被簇拥在这条街的正中位置上。平日的李公馆里，光是丫鬟、保姆、奶妈、厨子、伙夫、轿夫、仆役兼保安这些所谓“下人”（佣人）就有四十多名，多的时候有五十来人。牌坊式的高墙围护着李公馆，照例有两头咧嘴呲牙圆睁怒眼的大石头狮子，日夜守卫着李公馆的大门两侧，然后又有两口总是清水不断新添的大石头缸,把守在大门的台阶下，随时准备火起水灭，所以那口储水灭火的大缸又叫作太平缸也。高墙里面有五进（排）院落，有几十间高屋大房，还有花园（花园里还有重重假山，还有花厅里的鲜花、成片的草坪，还有池塘，池塘里还有水水里还有荷花，荷花里还有……），还有竹林，还有许多的的树木，还有马房。还有，富丽堂皇的房子里还有家长专制、男尊女卑、忠孝节义、包办婚姻、三寸金莲；豪华坚固的房子里还有古玩字画、勾心斗角、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尔虞我诈、山珍海味、年老的家长、年轻的姨太太；还有，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叔侄之间妯娌之间还有不尽的勾心斗角、争财夺利、欺骗利用、弱肉强食；还有不仁者不断的罪恶，还有纨绔子弟的荒淫无耻，还有弱者不尽的痛苦呻吟，还有仆人的被虐待和被自杀……你不难想象，这家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已经富有得要什么有什么，世间万物什么都不缺少。李公馆里的大老爷们、主宰者们，真的富有得什么都不缺少吗？他们所缺少的，只不过是不能用金钱来计量的爱和善良和朝气和自由。第一位老师：母亲教给我爱一切人就在这座名震四川省的李公馆里，1904年11月25日，李家的大少爷新抱了第三个儿子，祖父给取名尧堂，字芾甘。男孩儿李尧棠，在李公馆里无忧无虑生活了4年多，跑遍大院里的各个去处，还有幸在花园的池塘里落过水，于是那有水的池塘就被不幸填成没水的平地。男孩儿将近5岁时，父亲出任广元县知县。广元县在四川北部，靠近陕西，群山环抱，人烟稀少，贫困县也。可是，县衙却比李公馆大得多，院落、房子、草地、桑林也比李公馆多。李尧棠跟随父母在县衙里生活了两年。每天他跟着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去县衙二堂的书房里，跟私塾老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他和大他一岁的三哥放学早，就由丫头香儿领着他和小三哥，跑去县衙四堂后面的草地、桑林里玩。他们拣吃香甜的桑葚，他们看斗鸡玩。他很喜欢自家养的那20多只鸡，给每只都取了好听的名字，天天都要跟着它们疯跑。到了晚上，点起油灯，妈妈就要教他和小三哥读诗词、背诵诗词，虽然他还不能理解这些诗词，可是它们好读好听好上口，又入耳又入心，所以他也就都能一一诵读下来。尧棠的小三哥尧林，因为什么事生了气，把丫头香儿给打了。挨了打的香儿居然去向大奶奶哭诉。他们的妈妈，真就把小三哥叫了来。“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他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年纪不小的三哥已经七八岁了。尧棠看小三哥低着头不敢作声，心里直盼着三哥快些给妈妈认错。三哥没说话就往外走。“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妈妈说。三哥终于回答道：“我懂了，我记得了。”香儿又领着他们哥俩出去玩，小三哥把妈妈给他的云片糕塞到了香儿手里。妈妈还告诉他们：“人都是一样的，不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要爱一切人。”男孩儿尧棠自小就深深记下了母亲这些话。丫鬟出嫁，母亲会给她衣被；佣人有病，母亲会教人给请医生给抓药。母亲对他的影响是终生的，他说，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先生，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他说自己，“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世界连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全部性格的根柢。”受了母亲的影响，他后来与那些“下人”越来亲近，甚至还在他们中间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先生。他爱他的鸡们，可是他心爱的大花鸡却被捉进厨房要砍头，急得他满头大汗喘不上气来找到妈妈苦苦哀求，妈妈就让他去厨房另拣一只鸡出来杀。他说，哪一只鸡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杀！大花鸡终于遭受不幸，气得他疼得他怕得他浑身发抖，扑进妈妈怀里放声大哭，大喊大叫：妈妈！你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为什么做了鸡，就应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呢？等他终于明白大人们养鸡就是为了吃鸡，他再不吃鸡肉，也不再喜欢鸡们。住在县衙里嘛，时不时就会听见惊心动魄的齐声呐喊：“大老爷坐堂罗！”他忍不住好奇溜进县衙大堂，偷看大老爷坐堂。原来这大老爷，就是自己的爹爹！不，这时候的父亲大人，已经不是平日里身边那个爹爹，他老人家穿着怪怪的衣服，五彩六花，脸色好不吓人；你看那些被拉上来的人，没有不怕大老爷的，爹爹大老爷一拍惊堂木，一声断喝：“给我拉下去打！”然后就用细的竹板打光屁股，打得他们喊叫不止，屁股开花，流出红的东西——血！然后还要把他们拖起来给大老爷叩头，给大老爷谢恩。他又惊又怕，不明白自己家里和善可敬的爹爹为什么往大堂上一坐就会变成吓人的打人的花花绿绿的大老爷？祖父是家里至高无上的主宰，家人虽然并不亲爱他，但却必须敬重他听从他，所以他老人家在成都做生日那天，父母亲还要在广元对着一把空椅子，当作他老人家，给他老人家点香烧蜡烛，先是父亲然后是母亲，给他老人家下跪磕头请安拜寿；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也老老实实跪过了磕过了；现在该轮到男孩儿李尧棠了。奇怪的是，全家他最小，最小的他，说什么也不肯对着那把并不吃人的也不花绿的空椅子跪下双腿，父母哄也罢，威吓也罢，他就硬是不给一家之主磕那几个头，盛怒之下的母亲，操起鞭子打了他。他挨了鞭子，哭了，哭泣的他还是咬牙站直两腿不肯弯下膝盖。母亲只好作罢。他的小妹生了水痘，小妹的奶妈贪嘴偷吃了凉拌黄瓜，而黄瓜据说是发物，那么奶妈的奶汁就会加害于小妹。于是他看见，妈妈让人举起了皮鞭，被抽了20皮鞭的奶妈还被辞退了。为了这件事，直到临死前，妈妈还对他说，她做了这件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不明白，可亲可爱的妈妈，怎么有时候也会像爹爹一样，变成另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他害怕的人，为什么？照看他和三哥生活起居的寡妇杨嫂，做了李家多年佣人，给他们讲过许多许多好听的故事，他很喜欢这位能说能干干净利落的杨嫂，可是，她得了不知什么重病。他跟着三哥偷偷跑去后院平房里看看她，屋子潮湿臭味熏人，杨嫂脸色白得吓人，头发乱蓬蓬，双手皮包骨头……她很快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第一次体验到亲近的人永远消失的可怕可悲。他在二姐那里看到一本带画的书，画着很多的小人，怪有意思的。待他一幅幅看下去，就叫人胆战心惊了：一个男人拉了女人的手，女人就拿刀砍掉了自己的手，二姐告诉他那个女人是寡妇；一个女人烧在大火中，二姐说那是一个王妃，皇宫中起火，为了不失去王妃的体面，她宁肯活活烧死也不外逃；还有个女人，父亲溺水身亡，虽然她不会水下河必死无疑，但她还是跳进大河想去寻找父亲的尸体……看得他眼睛里都是血腥味，很害怕再碰这本书，问二姐是哪里来的。二姐说这是祖父给她们的，《烈女传》，全家的女孩子都必须看必须学必须照办。祖父是全家的皇天后土，是操控生杀大权的独裁者，但男孩儿李尧棠仍然觉得书里那些个事情不喜欢，偷偷撕毁了半本带插图的《烈女传》。第二位老师：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1911年，李尧棠快7岁了，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的革命风潮汹涌澎湃，他的父亲辞去了知县官职，全家人又回到成都李公馆。他跟小三哥进了家塾，一天又一天，被先生驱赶着熟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还有好多的唐诗宋词。这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成都发生了兵变，市内一片混乱。尊贵富有的李公馆不得不采取应变，尧棠和哥哥姐姐们跟着妈妈躲藏到外婆家，夜里互相拥挤着，竖起耳朵听外面没完没了的枪炮声、叫嚷声，还有哭喊声、求救声，血样红一遍遍刷新黑夜的天空。那些可怕的声音四处横行，抽打着人们心惊肉跳，外婆终于耐不住恐惧，逼迫她的女儿领着她的外孙外孙女爬过院墙，藏到菜园的茅棚里坐了一大夜。清政府夸台了，人人都要剪掉辫子，连爷爷这位老祖宗也不敢例外，尧棠好开心好快活，他们早就讨厌那个碍手碍脚、麻麻烦烦的臭辫子了。他快10岁了，正是快活得无忧无虑的时候，妈妈病倒了。妈妈生下他们兄弟姊妹9个，抚养教育9个孩子，耗去了她的心血耗垮了她的身体。妈妈躺在床上再也动弹不得，20多天，他不断去看妈妈，妈妈总是流泪。7月的一天夜里，妈妈长睡不醒。“她是我的世界中心”，他心里的世界垮掉了。悲痛还没有淡忘，只过去4个多月，二姐因为患上“女儿痨”（肺结核），也像妈妈一样走了。两年半以后，爹爹又病倒，离开了他们。他心里的世界又一次垮掉了。父母的连续死亡结束了童年的欢乐，13岁的他，已经深深体味到人间的大悲大痛，看清了许多的人情冷暖、人与人之间的亲和疏，也看清了这个专制大家庭里的倾轧和堕落，他越来越疏远那些长辈，被家人看作不求上进、有失身份，经常出入门房、马房，喜欢“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是在仆人、轿夫中长大的”。他在这些人中间找到了他的第二位先生（你还记得吧，他说谁是他的第一个先生？）——轿夫老周。轿夫老周经常告诉他对人要忠心，要真实，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他帮老周烧锅，想把火烧大，就向灶洞里塞进很多柴草，火反倒熄灭了。老周拿火钳拨拨柴草，火头顿时旺起来，老周说：“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实心。”这位饱经风霜的智者，一再告诉他怎样做人的道理，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除了喜欢和“下人”们在一起，他更喜欢的事就是读书。他读了《说岳全传》、《施公案》、《彭公案》、《水浒传》等旧小说，还读了《春秋左传》、《聊斋志异》。这以后他又陆续读了巴尔扎克、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狄更斯、司格特、托尔斯泰、大仲马、小仲马、欧文、易卜生、斯蒂文森等大作家的世界名著。如此大量埋头读书，不仅使他深受文学的陶冶，也逐渐造就了他沉郁倔强的内向性格，养成了善于观察、喜好思想的习惯。13岁的李尧棠想走出深宅大院，想进新式的学校——中学读书，但是，仍然抵制新学的祖父不准自己的子弟进新式学校，他只好每天晚上跟一位哥学英语，那位表哥在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第三位老师：朋友教给我自我牺牲1919年五四运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15岁的李尧棠和兄弟们争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讨论新思想，后来他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五四’使我睁开了眼睛，使我有条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气一步一步离开我的老家，离开那个我称为‘专制的黑暗王国’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离开那个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将近六年时间，李公馆死去七八口人。祖父也在1920年过春节时去世了。叔婶们之间的勾心斗角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明目仗胆地欺负没有父母的他们。不满16岁的尧棠，终于与叔婶们发生了冲突，可是他的大哥太善良太能委曲求全，就一再受到叔婶们的攻击和陷害，注定要成为这个专制罪恶家庭的牺牲品。尧棠终于跟三哥走出李公馆，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接触了许多的新人新事、新书新活动、新知识新思想，经历了成都人民反对军阀的请愿、罢课活动。这个时候，他读了许多传播新思想的“禁书”，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已经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16岁的他，给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写过信，“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他心里涌动着激情，想要切实地为革命做点什么。他参加了当地一家《半月》杂志编辑部，成为“半月社”的小成员，在那些比他大了几岁的朋友们影响下，每天下学后就跑去编辑部编发稿件、给读者写信、打扫卫生，做得勤恳认真。近半年时间，在那里结识了他的第三个先生——吴先忧，一个大他几岁的青年，“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曾经有过两位先生你还记得吧？“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在《半月》杂志上，少年李尧棠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署名芾甘。男人已经剪掉辫子，女子当然也可以留短发了。成都一所女校有三个女生剪了短发，封建卫道者们立即攻击她们怪像、淫乱，四川省警察厅居然通令严禁“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半月》杂志发表文章抨击了反对女子剪短发和警察厅的狗屁通令，因而遭到当局查封。李尧棠不甘心就此罢休，又先后参与创办《警群》刊物和《平民之声》周刊。那时候，他除了上课堂学习英语、课外编辑刊物、写文章，还特别喜欢阅读进步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创造》。他给《文学旬刊》写信，表示了自己对新文学的看法，让他感到意外和兴奋的是，信在刊物上发表了，编者郑振铎还做了答复，说他的看法与他们“意见相符”。此后，他还在《文学旬刊》上发表过12首小诗，并陆续在该刊和其它刊物上发表新诗。当时成都太封建，太闭塞，太落后，进步青年都争相离开成都，去外地求学。尧棠参与办刊物结识的朋友们，大都走散。三哥鼓励他和他一起出去求学。又因为他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也就得不到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文凭。所以，他也很想脱离家庭和成都这黑暗的牢笼，去寻找新的世界。还好，他们的继母和大哥和二叔，都同意他俩去上海求学。1923年4月初，大清早，大哥尧枚和三哥尧林和他，来到成都东门外，长江边。“从此我和你们离开得远了，希望你们勤写信，不要忘记家。我会觉得你们仍在我身边的。生活如有困难，就写信来，家中经济虽然不比以前了，但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大哥哭着对两个弟弟说，两个弟弟哭着听大哥说。父亲还在世时，大哥就从成都中学毕业了，全校第一名，老师喜欢他，父母喜欢他，祖父也喜欢他，他本想接着去上海或者北京读大学，然后再去德国留学。祖父不同意他再读书，父亲想依照母亲的遗嘱尽快为长子完婚。早已经结婚的大哥，现在就是他们父母一样的兄长了，日后就是他们在外面惟一最牵挂的亲人了。在上海，他和三哥考入南洋中学，因为学费、寄宿费太贵，只念半年，兄弟俩又去了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他们借住在北门桥一间空屋子里，只有两张木板床，没有蚊帐，天天晚上少不了蚊子咬。还有一张破方桌。他们就用装衣服的小皮箱充作凳子。尧棠先是读补习班，读了半年后，他们不得不搬进阴暗狭小的屋子，他插班高中三年，又念了一年。他们去学校上课、放学回破屋子里读书，如果路上下雨，哥俩就只有合撑一把伞。除了上课再上课、读书再读书，哥俩惟一的乐趣，就是每星期他们给大哥写一封信，大哥每星期必回他们一封信。读大哥的信是他们最大的安慰，是他们的节日。在南京读书期间，他随时记录自己的经历，后来将这些文字整理成两册，分别题为《写给母亲的信》与《鸿爪集》，寄给了大哥。这样日积月累地写，训练了他的文字能力，也培养了他善于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不间断地写，养成了他喜欢记录自己经历的习惯，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停止过。年轻时候养成的良好习惯让他终生受益。1925年夏天，他和他的三哥一道从东南大学附中毕业，三哥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他呢，带着刚刚到手的高中毕业文凭，带着刚刚买到的鲁迅小说集《呐喊》，孤身一人，去北京报考向往多年的北京大学。报名后要检查身体。医生拿听筒听过他的胸部，然后就端详他的面孔，然后就不说话。他禁不住心跳，觉得……关键时刻，他忽然咳嗽起来，医生立刻连连摇头，然后在体检表上写些什么。后来他知道了，自己也得了肺痨，就是当时不治之症的肺痨，就是活活夺走二姐生命的那个肺痨！他失望地躲进旅馆里，很少出去，待了半个月，只是反复阅读那本《呐喊》。鲁迅小说独树一职的艺术功力，空前深刻的思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深深激励着他，给了他不小的安慰。练习本上写出来的大作家巴金尧棠只好返回南京。已经被苏州东吴大学录取的三哥安慰他，领他去诊所检查身体，最后确诊，患了轻度肺结核，必须注意营养、注意休养才能康复。三哥想，还是上海医疗条件好，那里的朋友也多，就劝他去上海。大他一岁的三哥，给他买了火车票，送他上了火车，三哥再三嘱咐他多注意休养，少一些活动。他在上海与人合伙租了一间房，和朋友们办起一本《民众》半月刊，自己还要读书、翻译、写作，根本顾不得休养。他相继在上海、北京和广东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革命的文章。很少的收入，只能维持每天两个小面包、一壶白开水的生活。他背叛了封建家庭的生活方式，选择了自由与创造，也就选择了拚博与艰苦。大哥在家里也很困难，只能寄很少的钱给三哥，三哥再把很少的钱分一点给他。他从没有把自己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给大哥和三哥。大哥、三哥总是在信里安慰他鼓励他。过了一年多，共同办刊物的一位朋友要去法国留学，动员他一起去。他的心燃烧起来，日夜盼望能踏上法兰西的土地，法兰西啊，革命的策源地，那里曾经发生过史无前例的法国大革命，那里有他崇拜的大作家卢梭、雨果、左拉、罗曼·罗兰……可是，没有足够的钱他哪里也去不了。激动的他跑去苏州，找三哥商量怎么办。三哥知道大哥也没钱，能有什么办法？他回到上海，仍然不甘心，还是给大哥写了信，说了他种种要出国的理由。三哥也写信帮他劝说大哥。一再被劝说的大哥，善良的大哥，疼爱他们的大哥，只能咬起牙来凑钱供他出国，写信要他到法国读工科，回国好当工程师。1927年1月15日，他22岁，同朋友一起，从黄浦江的码头登上了去法国马赛的轮船，手里拎着寒酸的小衣箱。出生于四川盆地的娃子置身于海洋，一切都是从没经历过的新鲜。他没有让他看到的新鲜只停留在眼睛里，靠了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他有用不尽的书写激情，几乎每天都要伏在邮船餐厅的餐桌上，不厌其烦，为大哥和三哥，也为自己，记下海上沿途的经历和见闻和感想（他在去法国旅途上写下的这册杂记，一直保存在大哥手里，1932年经整理后题名《海行杂记》，正式出版，成为他的第一本散文集）。34天后，他们踏上马赛的土地，当晚又乘火车赶往巴黎。为了省钱，他和朋友住在一家破旧旅馆的五楼上，小得不能再小的房间，被南面一座高楼遮掩着，终日不见阳光；白天黑夜都得开着窗户，不然就喘不上气来。他每天只能死守在这个房间里读书、写作，要么就去公园，在公园的长椅上读书。到了晚上，才能去夜校补习法语，为读大学作准备。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无尽的孤独和寂寞，无尽的忧郁和苦闷，对祖国和亲友的无尽牵挂和思念，过去与现在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绝望，常常无端地汹涌在年轻的心里。他要发泄感情倾吐爱憎，抚慰自己寂寞的心灵，终于忍不住在一个四月的夜晚，拿起练习本，一面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匆匆写下心里活跃的人物和场面，每夜都要写到脑筋迟钝，才上床睡觉。这些文字越积越多，后来就成为他第一部小说《灭亡》的一些章节。他还陆续写了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国内和国外的报刊上发表。因为劳累和穷困，来法国将近半年，他就肺病复发，健康恶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去远离巴黎一百公里的小城休养。他借住在一所放暑假的中学里。在这座美丽、安静、友好的小城里，他一住就是一年又两个月。在这里他写成了第一部小说，也是在这里，一位中年理发师对他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您还是这么年轻呢！”这年他23岁。1928年夏天，大哥从成都给他寄来一封信，恳切期望他努力读书，学到一门专长就回成都扬名显宗，兴家立业。这封信沉重地触动了他。他要的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它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他好不容易走出了李公馆的高墙大院，怎么可能再回去重造这个封建大家庭昔日的辉煌？为了让大哥了解自己，也为了申明自己，他找出在巴黎写下的旧稿，重新写成一部22章的中篇小说，抄在5本练习本上，题为《灭亡》，寄给上海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嘱咐朋友用他译稿的稿酬充印刷费，自费印刷二三百册，准备献给他的大哥、三哥和朋友们。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在小说的扉页上，签上了一个新的笔名——巴金。李尧棠在法国生活了两年，没有读成大学，法文也没有坚持学成。他读了许多在国内读不到的书，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结交了很多新朋友，特别是参加过为正义而斗争的一些活动，引发了他更深刻更广阔的思考。1928年12月上旬，24岁的尧棠，回到了上海，定居于上海。他在朋友那里意外看到《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说《灭亡》“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藏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原来，他的朋友将书稿介绍给了代理编辑叶圣陶，叶先生很欣赏这部处女作，决定在《小说月报》上连载。1929年作品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不少读者写信询问有关巴金的情况，编者不得不在刊物上公开答复：“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们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为什么要叫巴金呢？《灭亡》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作者是他，要用一个新的名字。用巴金作笔名实在是出于他的同情心和崇拜心。他在法国那座小城里休养时，“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为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一个‘巴’字。‘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名字，便半开玩笑说出了‘金’。”从此，巴金的名字越来越响亮，千千万万的人只知道作家、散文家、翻译家巴金，并不知道李尧棠。李尧棠说：“《灭亡》的发表似乎没有增加大哥对我的了解，可是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此开始了。”1930年年初，根据别人讲述的事情，他写出第二部中篇小说《新生》，寄给《小说月报》，遭到退稿。于是他认为自己缺乏创作才能，认为“我这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如果他真的从此罢手，我们也就不会再有这位大作家了。这年7月的一个夜晚，他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心里看见了自己养病的那座法国小城，看见了穷苦音乐师的爱情悲剧，一时激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天亮的时候，他写完了这个短篇小说《洛泊尔先生》，读得自己很满意。这篇小说的成功让他改变了心思，坚定了拿笔写下去的决心。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的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的生命就在白纸上面……我的手不能制止地在纸上动，似乎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痛苦了。我忘掉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1931年，他写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小说《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就在小说开始发表的4月19日，他收到一封电报，知道像父母一样疼爱他们的大哥服毒自杀了。他整夜没有合眼，悲痛，愤怒，不能接受善良的大哥在这个封建家庭中的必然结局。1934年他在北京编辑《文学季刊》时，清华大学研究生万家宝写成一个剧本，已经在抽屉里放过两年，朋友介绍给了他，他很快看完，很快决定刊用，很快就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出来。这个剧本就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雷雨》。失学青年陈光英，喜欢写小说，稿子寄到巴金手里，被巴金和名作家的稿子一起编发了，帮助这位青年走上了作家之路——陈光英就是日后的荒煤，也就是陈荒煤。青年作家萧乾，将巴金当作大哥哥，经常请教文学创作问题，巴金一再鼓励他：“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至理名言。如果你动过笔你就会明白，只有不断地写你才能学会怎么写。受过巴金关心和培养的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里说：“他不是拿着装了五号电池的小手电只顾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的人们照路的人。”鲁迅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巴金自述：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我是从读者成为作家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的养料。文学作品用具体的形象打动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较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作者们的爱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饥似渴的读着能拿到手的一切书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觉中我逐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优秀的作品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使我看到理想的光辉。前辈作家把热爱生活的火种传给我，我也把火传给别人。我这支笔是从抨击黑暗开始的，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在创作实践中，我追求，我探索，我不断地磨炼自己，我从荆棘丛中走出了一条路。任何时候我都看见前面的亮光，前辈作家的“燃烧的心”在引导我们前进。以上的话只是说明：一，我不曾受过正规教育；二，我从来不安于现状，总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我家里“上面的人”从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威了）都希望我做一个“扬名显亲”、“有钱有势”的人，可是我不会走那条现成的路，我不会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从我生下来起，并没有人命令我写小说。我到法国是为了学一门学问。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在巴黎开始写什么小说，结果两年中什么也没有学会，回国后却找到了一样职业：写作。家里的人又再三叮嘱要我走他们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的那一条。尽管我的原稿里还有错别字，而且常常写出冗长的欧化的句子，但是我边写、边学、边改，几十年的使我懂得一个道理：人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这几年来我常常想，要是我当初听从我家里人的吩咐，不动脑筋地走他们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结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里写过一个小知识分子（一个肺病患者）的死亡，这就是我可能有的结局，因为我单纯、坦白、不懂人情事故，不会讨好别人，耍不来花招，玩不来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云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诺诺地依顺别人，我祖父要我安于现状，我大哥也要我安于现状，我就只好装聋作哑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岁时神经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岁时破产自杀，那么我怎样活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