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合作化小说”及其两种冲突原型——以《高干大》和《种谷记》为例

延安时期的“合作化小说”及其两种冲突原型——以《高干大》和《种谷记》为例 延安时期的“合作化小说”及其两种冲突原型——以《高干大》和《种 谷记》为例 延安时期的“合作化小说”及其两种冲突原型——以《高干大》和《种谷记》为例 延安时期的“合作化小说” 及其两种冲突原型——以《高干大》和《种谷记》为例 杜国景 【摘要】 “合作化小说”的主题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延安时期“合作社经济”的提出，使这类主题得以孕育成形。由于延安时期的“合作化小说”尚处在萌生阶段，没有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规约，文本因而更具自由度和开放性、超越性。欧阳山的《高干大》便提供了“先让少数人发一点财”的冲突模式，而柳青的《种谷记》则是“中间人物”争夺与转变的最初预设。虽然它们描写的只是集体化生产的低级形式，但已经把小农意识、自发倾向置于不合法的位置，是新中国成立后流行的另一种冲突模式的雏形。 【关键词】 合作化 小农经济 政治原型 中间人物 所谓“合作化小说”，通常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那些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如《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但如果从主题的孕育与形成过程看，在延安时期这类题材就已有文学现了。由于尚处在起源萌生阶段，那时的“合作化小说”没有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规约，文本因而更具自由度和开放性。以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从“不可证伪”到“可证伪” 的颠覆过程做参照，?延安时期“合作化小说”的某些冲突模式甚至更具超越性。在这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与小说冲突模式的潜在对话关系，直接决定着这类小说的创作过程与意义开掘。因此，将“合作化小说”看做一种表达主义政治的话语方式，从整体上探究其意义秩序建构的可沟通性、可理解性与变异性，当是可以成立的。 必要的回顾:何谓合作化小说, 晚清以降，西方农业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机械化、集约化生产的大农业经济思想传人中国，开始给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带来影响。如孙中山所言:“中国几千年来耕田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耕田，生产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此时，中国农业离机械化大生产虽还很遥远，但西方的合作社试验和合作运动已引起许多中国 知识分子的思考。“关于社会结构性冲突及秩序”的合作理论(当时称合作主义)，堂而皇之地走上了中国大学的讲堂。?同时，一种融合了大农业经济思想与合作主义理论的乡村建设试验运动，也随之在中国北方的部分平原地区展开。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互助合作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小农经济的土壤，曾经孕育出了丰赡的乡村互助合作资源。北方的变工、扎工、拨工、插伙、唐将班子、兑地、搭犋队，南方的大伴工、开山班、打混作、集体卖工、对工、大帮工、搭牛会子、合工、换工等，?均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20世纪20年代华洋义赈会在河北香河、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组织的乡村合作社试验，虽然有些曲折，但都没有遇着太多的阻力。?国民党在其统治时期，出于缓解农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需要，也曾大力推动农村合作社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土地革命阶段组织的苏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则另有一些创新，这主要表现在战争期间除换工、雇工基础上的劳动力和牲畜的互助外，还曾组织劳力帮助烈属和军属包耕、代耕。部分苏区还曾试办过集体农场，实行过共耕制等。?然而，互助合作题材的文学价值，却从未被人发掘。变工、拨工或搭犋等等，至多只是作为一种农事场景或细节而进入作家的视野。五四新文学和左翼文学虽然不乏关注农村、关注农民的传统，但这种关注却只表现出了对“宏大叙事”的热情。似乎只有乡土中国的启蒙、革命、翻身主题才更能体现人文关怀，更具有终极价值。至于乡村互助合作这一“事务性”农事景象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意蕴，则没有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