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典型的再认识

对文学典型的再认识 摘 要:文学典型是文学理论和审美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叙事学研究的一项中心话题，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就人物和环境等方面来说明文学典型的美学特征。 关键词:文学典型 典型性格 典型环境 塑造典型形象是叙事文学的一个重大课题。优秀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特别是那些著名的人物形象，一经问世，就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而且能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为人们喜爱、研究和传诵，其艺术生命经久不衰。唐?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塞罗、阿巴贡、葛朗台、罗亭、奥勃洛摩夫、巴威尔、保尔?柯察金以及诸葛亮、张飞、李逵、鲁智深、贾宝玉、阿Q……一系列不朽的典型人物，帮助我们认清了关于社会和生活的许多真理。因此，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意义十分重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叙事文学的艺术成就、审美价值和社会作用。 一、典型论的发展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在17世纪以前，人们比较重视类型概括，如亚里士多德最早论及典型问题，在《诗学》第九章中指出诗与历史的不同:“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1]接着，他解释“普遍性”说:“普遍性是指某一类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由此可见他比较重视典型的共性。后来，贺拉斯、布瓦洛等古典主义文论家进一步把某种类型的性格定型化。18世纪以后，鲍姆嘉通、希尔特等人逐渐转向比较重视特征概括，重视典型的个性特征;到了19世纪下半叶，歌德、黑格尔、别林斯基再进一步转变为重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黑格尔认为，文学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应该“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神奇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2]。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虽然没有“典型”这个词，但古代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已从创作的实践经验中接触到这个问题。刘勰在论赋、比、兴的意义时曾说:“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3]他在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借个别具体的事物显示一般的意思。至于金圣叹所说的“《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任凭提一个，都似旧熟识”(《读第五才子书法》)，进一步从《水浒》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体会到典型人物的特点。 典型有模型、范例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它通常指的是同类中最有普遍性、代性的事物。另外，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Tupos和Idea(l)是同义词，因此，典型和理想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常常互换使用。 二、文学典型的个性特征 和一般文学形象相比，艺术典型往往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能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而且能够通过个别显示一般，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具有深刻的性。 文学典型首先是具体、生动、独特的外化形象，典型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重要标志在于其个性特征。个性是人的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性，是内在的质的差别性，是人的全部生活内容和性格内容的独特的外在表现，渗透在人物的思想感情、爱好习惯和气质禀赋当中。 《红楼梦》中，薛宝钗和林黛玉都在官宦门府、书香之家中长大，但薛家家境殷实，林家日渐没落，两个人的性格、行为差别很大。在第三十四回中，贾宝玉因为金钏的事被贾政暴打，被抬回房后，宝钗先来探望，吩咐袭人敷药，“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宝钗借此机会劝宝玉痛改前非，去追求光宗耀祖的事业。宝钗走后，宝玉睡着，被人推醒，发现是黛玉，“两个眼睛肿得像桃儿一般， 满面泪光，有万句言词要说，半天，方抽抽噎噎的说了一句‘你可都改了罢～’”她心里爱的是宝玉反叛的心，却见这种结果，心疼、担心交织在一起，怕宝玉悔改，却又不愿见他受苦。宝玉听说，长叹一声:“你放心，别说这样的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黛玉听得“放心”二字，才安心回去。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和司马懿都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在《空城计》中，情节看似荒诞，却也都合乎特定环境中人物性格的逻辑。因为诸葛亮一生谨慎，从不弄险，而司马懿是个七分稳健，三分疑惧的人。如果城楼上不是多谋善断、做事谨慎而闻名于世的诸葛亮，司马懿早就杀进城去了;或者说诸葛亮遭遇的不是对其十分了解而又谨慎的司马懿，“空城计”也就无从产生了。 个性是一个典型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重要标志，别林斯基把典型人物称为“熟识的陌生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方面“他”是“一个特殊世界的人们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必须是“只像他自己，再不像别的什么人”。《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但各个人的遭遇，上山的具体情境和方式不尽相同，从而各个人相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个性。李逵、鲁智深、武松同是出身草根阶层，都强烈要求社会变革，但李逵是纯朴天真、简单鲁莽，一往无前;鲁智深是嫉恶如仇，主动向恶势力挑战，对受欺凌者，救人救彻，虽也莽撞，但粗中有细;武松秉性刚烈，一身是胆，起初受报恩思想所累，险乎丧命，抛弃对官府的幻想后，做事义无反顾。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个性特征并不只是人物的某个单一的性格属性，而是社会环境、社会经历、社会实践所造就的理想、品格、文化素养、人生态度、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心理结构等内在素质的综合体。一个成功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内容是多样的，按照特定的逻辑进行组合。 例如阿Q，人家打了他，得胜走了。他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也心满意足，得胜走了。后来，打他的人要他说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牲。他只得说:“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事后，他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于是又自鸣得意起来。阿Q的这些作为，同满清皇帝把对外赔款说成“代还商欠”，把接受投降条约说成“妥为安抚”，在精神状态上有相通之处。阿Q衣食无着，要靠别人赐予才得温饱;他游荡不定，不得不用无赖手段以保生存;他没有文化，唯有一点点戏文情节构筑他的观念世界。……凡此种种生活内容和性格内容，交织成阿Q的特有变态心理，他自卑，又不甘自卑，用一种看似可笑的方式表现出自尊，让人觉着很是伤感。正因为阿Q的所作所为来源于这一复杂的情感活动，所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不是观念的图解，而是浸透在他整个形象表现中，又有着特定指向的性格逻辑。 刘再复还进一步论证人物性格的两重性，他不单一的把人作正——反、善——恶、好——坏之分，而把人理解成性格矛盾组合体。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为了替好友报仇雪恨，用惨不忍睹的手段对待战败了的对手，而当衰老哀伤的父亲向他求情时，他又报以最大的敬重和宽容;夏洛克悭吝、冷酷，但机智灵活，抨击威尼斯对犹太人的不公，满怀复仇的念头;斯巴达克斯战场上骁勇无敌、叱咤风云，但在爱情上优柔寡断，最终酿成大祸。 不过，我们可以在丰富的性格内容下，看到某种一致性，也就是典型人物与众不同的特征性的性格。 王熙凤美丽、聪明，虽没念过书，但擅长说风趣的话，赢得上上下下的喜欢，连畏惧她的丫头也愿意和她接近。她很会察言观色，有敏锐的观察力，会讨好老祖宗，争取到了特有的权力地位，有魄力，能决断，为聚集私人钱财，她不断施展权术。在整顿里里外外的过程中，她不惜以恶为手段，用尽心计侵夺别人的钱财。逞威弄权、滥施刑罚是她表现出来的一个基本特征。 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生活、活动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关 系中。任何一个典型性格，都是在人与环境之间主动与受动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林冲从逆来顺受的软弱，发展到手刃仇人、毅然反上的坚强，性格的形成与变化，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和他同高俅父子等人的相互关系，所以，典型性格的丰富意义、审美价值也只能在性格与环境的特定关系中才可显示出来，相对孤立的一个人与一个动作，难以准确体现它的价值。《红楼梦》中，在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晚到的王熙凤还没进门，就大声喊“我来迟了”，这里的具体意味和贾宝玉在踏进林黛玉灵堂时哭喊的第一句话是不一样的。再如，“且吃我一刀”，孤立看无法判断说话人是好是坏，但作为林冲在处置陆谦时发出的呐喊，意义就重要了。这是林冲性格的转折点，他终于决定和他原来的阶级彻底决裂;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统治已经腐败到极点，预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爆发。 典型环境应环绕典型人物，成为人物“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原因，揭示典型性格的成因和实质。[4]果戈理《外套》中，对小公务员意外丢失猎枪的官场轶闻题材的改造，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把奢侈品改成生活必需品，把乐善好施的机关改成瞒上欺下、嘲弄弱者的官场，把愉快的结局改成“大人物”冷酷无情的呵斥造成的可怕的结局。主人公生活条件、同僚关系以及命运主宰改动后构成的社会环境，为一个“谁也不可怜的人”的性格成因和悲惨结局提供了真实可信的根源。 典型环境应是在同典型性格的相互作用下变化发展的。《阿Q正传》表现了阿Q的性格随生活环境变化而发展的生动过程。辛亥革命前，在赵太爷们统治的未庄社会里，阿Q只是打短工的，不配姓赵，“恋爱”悲剧发生后，阿Q只能进城做贼伙的“小角色”。辛亥革命爆发了，阿Q嚷着“造反了”，举人老爷害怕了，喊着“老Q”、“阿Q哥”，恭维起阿Q来，未庄的秩序松动起来，但好景不长，封建财主们也成了革命党，而且不准阿Q革命，把他当作强盗处死;革命后的未庄社会，未庄的阶级关系和统治秩序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这样，我们清楚地看到阿Q性格的发展和未庄社会环境的演变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四、文学典型的共性特征 由于环境的相对客观性，典型环境下形成的典型性格也就有了一定的共性特征。 作家通过艺术概括在具体人物的生命活动和心灵状态中寻求和显示某种普遍性的人生意蕴，某种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某种隐蔽的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 成功的艺术典型，能达到使读者“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的艺术效果。如《家》中的觉新，是一个心底里蕴藏着是非爱憎的界限，但为旧旧礼教所束缚而无力正面反抗的青年知识分子。眼看着心爱的两个弱女子年纪轻轻就先后被夺去生命，明知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的罪孽，却也只是忍受精神上的窒息，无力挣扎，仅用“作揖哲学”来换取家庭一时的平静。作家就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现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即在科学民主与专制愚昧的交锋中，知道自己该是一个独立的人，却不能勇敢争做一个独立的人的悲剧心态。 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懒惰成性，因循苟安，又耽于幻想，成天躺在床上，心里草拟，而总是不加以实行，成为社会生活中“多余的人”，而这种性格在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身上也出现过，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奥涅金身上也出现过，这反映了作家们在俄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普遍的创作心理和意识，因此有很强的典型性。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环境正是因为反映了各个方面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成为具体环境和社会大背景相结合的立体环境。《祝福》直接描写的是鲁镇，通过一系列同祥林嫂发生联系的人物和事件，透过祥林嫂同小说中包括“我”在内的种种人物的生活联系和矛盾冲突，展现了一个千年历史织就的，被政、族、神、夫四权重压着的残酷愚昧的封建牢狱之一角。 因此，对于典型的共性，人们往往用“本质”、“主流”、“共名”来概括，这反映了它包含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普遍内容。 注释: [1]亚里士多德:《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2]黑格尔:《美学》(卷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5页。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01页。 [4]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巴金.巴金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果戈理.果戈理全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5]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吴宏峰 江苏徐州学院人文学院 22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