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里的计划生育侧影

莫言《蛙》里的生育侧影 我们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否人道由于我们无能为力而不再成为问，而不能有别人幸免于这样的不幸反而成了重点所在。 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 计划生育并非《蛙》的主题，中的计划生育，远不及我们在现实中耳闻目睹的那么令人震撼。不过，书中和计划生育有关的主要情节，却正好描摹出了这项国家强制支持下的基本国策常被人忽视的一面:占这个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先是被公权力列入强制的名单，辗转沟壑乃至远走他乡以捍卫生育自由，又被宣传机器和智识阶层不约而同地贴上“愚昧”的标签。他们无力抗争，他们不掌握话语权，无力辩白，因此是失语者，是无言者。国家说“人多力量大”的时候，他们相应号召;国家说“必须控制人口”的时候，他们有口难言，无可如何。 了老年我们可能会想，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听话呢，我不要那个党籍、不要当那个军官又能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不能让孤单的孩子有一个伴,这个东西肯定是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非常懦弱，像小说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怀孕怀到了六个月，这时候严格地说是不能再做引产，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生出来了。蝌蚪这个人物为了个人的所谓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术床。结果让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儿一起死掉了。他这样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为了集体的荣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内心深处的私欲，这其实不仅仅是触及了我一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也触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 一个是故事可能重复，一个是语言重复，还有一个是结构重复，最可怕的是思想重复。 然而，就是这无言者的群体，还得一如既往的负担起自己的生老病死——这是高明的权力和高傲的智识阶层不愿劳神思及的——还得戴着“当家作主”的帽子，还得被惮于还他们生育自主的智识阶层指望着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推力。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我觉得关键是要恢复生育问题上的公正，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管辖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应该遵守它，但现在只变成了对少数人的一个政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有钱人可以买生育指标，我记得报纸上曾经登载过，说某地一个富人生了第三胎，罚款八十万，头一天给他发了罚款通知，第二天他就扛着一麻袋钱去，数了一百万，说多给二十万，你们也辛苦。 穷人可以流荡到他乡生育，生一堆孩子也没人管他们。“大腕”们可以拿了外国绿卡回中国生孩子，想生几个生几个，只有那些城市里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工人、教师、公务员不敢生、不能生。因为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太高了，一个独生子女的教育费比过去三个孩子还要高，家长的期望太大了，所有的宝都压在这个孩子身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要拿高额的赞助费，幼儿园升小学是一场决战，小升初是一场恶战，初升高又是一场恶战，高升大是生死 搏斗，大学毕业就业又要费尽移山心力。 所以我觉得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计划生育领域的不公正，这才应该是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点。你不要从纯粹理论去推论，按照人口模型、数学模型来推论，首先要了解中国现在的生育到底是什么状况，中国目前的人口到底是多少，把这些情况都调查清楚之后，再来制定一个合理的公正的生育政策。我也听过关于一对夫妇都是独生子女便可生育二胎的说法，但这貌似的公正，其实还是封建的家族观念在起作用。如果一对夫妻，因为一方不是独生子女就只能生一胎，那么就是让这个第三代的独生子女，替他的祖辈承担责任，而忍受无兄弟姐妹的孤独和痛苦。 全球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三十多年计划生育，我估计中国现在至少多生三亿人。现在一些学者专家也开始讨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胎制。其实他们对农村不了解，即使在最严格的时候，农村也没有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而城市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欧洲许多国家不是怕人多，反而鼓励生育，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了北欧许多国家，有的中国人去了找不到工作就生孩子，只要生两个三个，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福利。 国家强制下的无言者 ——莫言《蛙》里的计划生育侧影 在这些年的中国，“计划生育”应该是最政治正确的话语之一:人口多，底子薄，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况且，多一张嘴就多一份消费，少一点积累，这样一来，国家的现代化又怎么实现,还有，“人口过快增长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人口爆炸”的威胁现实而即刻，又怎么解决, 在这样强大的理由面前，看来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保持一个“适度人口”，才能有望实现现代化，才能国富民殷，顺便还可以分担一份国际道义——虽然中国大概是唯一先知先觉，出来为全球分忧的国家。 尽管官方讳莫如深，但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其实是由国家计划而国家强制，并非官方许诺或宣传的温和的提倡，无论从有关计划生育的政策文本还是从实际运作中看，都是公开的秘密。相对而言，认为“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的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的说法要直接得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至于这种行政力量“更严厉更有效”到何种程度，大可以姑妄以当下的现实测度。 那么，在普遍的国家强制之下，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对象的民众，尤其是农村人口这个被普遍认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人口问题的“重灾”群体，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莫言的小说《蛙》中，便有这个群体在这个国家的生育控制下的侧影。 生育并非犯罪，也与道德的高下无关。然而，就是这种再自然不过的人类行为，在计划 生育政策的高压下，也成了最名不正言不顺的东西。如果从政策触犯者所受的对待和政府为此所动用的资源来看的话，应该说几欲将其直接与犯罪相提并论。对此，“姑姑”的解释是:“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完不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P.121) 那么，一项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置于这种不名誉、野蛮对待的境地的政策，又算是谁的政策呢,“姑姑”的说法我们更是耳熟能详:“计划生育是头等大事，事关国家前途、民族未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必须千方百计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P.126)在她下令将“我”岳父的邻居肖上唇的房子拔掉，以逼出藏在娘家的王仁美之前，更是晓之以理:“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计划生育，把人口控制住就是大道理。”(P.130) 我们先不论把人口和强国完全对立起来是否说得通，而是单从一个非常基本的方面来看:国家本身并不是目标所在，离开国民的同意和基本权利和自由来谈国家强大，必定面目可疑;更何况，这种强国的手段不但将国民的多数置于它的对立面，而且还把公权力的爪子伸进了国民的裤裆。吊诡的是，鼓吹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方面在努力推动诸如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的发展，寄望这个群体成为建设一个民主宪政体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又立即换一套说辞，认为这同一个群体，在生育上万万不能自主，必须受制于国家强制，仿佛这里的国民，天生就是生孩子的机器一样。人民当然并非永远正确，但一项忤逆大多数民意的政策，特别是当这种政策侵犯的是像生育这样不言自明的自由时，这种断裂在现代政治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就这样，在国家权力的势在必得和智识的致命自负的合力之下，国家计划之外的生育需求和行为，在这里成了最难于启齿的事情，遭受的也是最无理、最残忍的对待。这样一项铺天盖地而来的国家政策，不仅让民众无力抗衡，嗫嗫嚅嚅于自己的基本自由，还在他们之间制造人为的利害冲突，从而让本该在那里的一些同情和基本人性都缺席了，为这项与人为敌的政策的推行扫清所有的道路。 人们对国家权力无可如何，面对它时不知如何声张生育这样最自然、最基本的需求和自由，但却看得见并且很重视彼此之间的同等待遇——不管这样的待遇是分一杯特权的羹，还是同受强权的一份害。由此，对国家何以剥夺生育自由的追问不曾出现，而被基于个人得失的算计和某种“公平感”的满足所取代:“姑姑”带人去抓张拳怀了第四胎的妻子时，张家的三个女儿跪在门口哭喊着求情，“围观的女人们，有许多流了眼泪。当然也有许多不服气的。那些生了二胎就被放环的、那些生了三胎就被结扎的，都为张拳家怀了四胎而愤愤不平。”而姑姑对为何必须下狠手的解释，也直截了当:“一碗水必须端平，如果让张拳家的第四胎生出来，我会被那些老娘们儿活剥了皮～如果让张拳家得逞，红旗落地事小，计划生育工作无法进行是大事。”(P.105)我们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否人道由于我们无能为力而不再成为问题，而不能有别人幸免于这样的不幸反而成了重点所在。 “姑姑”带人到岳父家抓“我”的妻子王仁美时的场面，应该说是全书最惊心动魄也最值得回味的情节。“姑姑”晓谕前来围观的四邻:“王金山的左邻右舍都听着～根据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特殊规定，王金山藏匿非法怀孕的女儿，顽抗政府，辱骂工作人员，现决定 先推倒他家四邻的房屋，你们的所有损失，概由王金山家承担。如果你们不想房屋被毁，就请立即劝说王金山，让他把女儿交出来。” 首先受到牵连的肖上唇，在自家的大树濒临灭顶之灾时，即使“儿子在国务院工作”，能做的，也只是“冲到我岳父家大门前，发疯般地敲着大门:王金山，我操你祖宗～你祸害四邻，不得好死～”在“姑姑”的人马开始行动时，他所做的，也仅仅是谴责自己的邻居:“王金山你他妈的出来啊”，“王金山，你这个王八蛋～我们老邻居，几十年处的不错啊，还差点成了亲家啊，你就这样毁我啊„„”在肖家的大树被连根拔起，下一个目标成为肖家的大门楼，并且可能次第殃及其他邻居时，“我岳父家的左邻右舍们，一窝蜂拥到他家大门前，拳打脚踢那门，扔破砖烂瓦到院里。有一个还拖来几捆玉米秸子，竖在他家房檐下，高叫:王金山，你不出来就点火烧房子啦～”„„ 在现实中，这种利害计算可远不局限在这里。在单位“有纪律”，担心会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回家种地”的未来父母面前，“党籍、职务能比一个孩子珍贵,”这样的反问总会落下风，“咱不当那个党员啦，也不当那个干部啦，回家种地”也得到的是“坚决不行”的回答。而“孩子是我的，在我的肚子里，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吊死在谁家门槛上”这样在绝望中呼喊的母性，在国家权力和社区利益的围剿下，也每每湮没。在这些左右为难的个体的上面，又是协助国家强制的大大小小的单位，一旦“红旗倒地”，主事者的乌纱帽，单位参与种种评比之类所能带来的福利和好处，一概泡汤„„就这样，一项以国家理由而让大多数人觉得底气不足，又以国家强制让这些人避无可避的政策，在执行中又纳入了这些看不见的“幕后黑手”来推波助澜。从此，有人肆无忌惮遂行阉割，有人心安理得履行告密，也有人，为了要属于自己的孩子，被“牵牛扒房”，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归„„ 计划生育并非《蛙》的主题，但在我看来，书中涉及计生的几个情节，尤其是上面提到的两个冲突场面，是全书最精彩、最值得人翻来覆去思量的部分。以这样一部小说中的计生情节来谈计划生育这项国家政策，自然不是严肃的做法，何况书中的计划生育，远不及我们在现实中耳闻目睹的那么令人震撼。不过，书中和计划生育有关的主要情节，却正好描摹出了这项国家强制支持下的基本国策常被人忽视的一面:占这个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先是被公权力列入强制的名单，辗转沟壑乃至远走他乡以捍卫生育自由，又被宣传机器和智识阶层不约而同地贴上“愚昧”的标签。他们无力抗争，他们不掌握话语权，无力辩白，因此是失语者，是无言者。国家说“人多力量大”的时候，他们相应号召;国家说“必须控制人口”的时候，他们有口难言，无可如何。 然而，就是这无言者的群体，还得一如既往的负担起自己的生老病死——这是高明的权力和高傲的智识阶层不愿劳神思及的——还得戴着“当家作主”的帽子，还得被惮于还他们生育自主的智识阶层指望着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推力。 ——《传知行学术通讯》2011年第三期